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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如果说是由于不堪忍受长年病痛的折磨，急欲脱卸治理天下的重担，那他为什么不干脆传位给李贤呢？
对此，诸多史书都语焉不详，一概没有对高宗的动机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对于高宗这一近乎不可理喻的举动，我们又该作何理解呢？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很可能受到了某种外来压力。
准确地说，是受到了来自武后的压力。
从政治角度来看，武后无疑是李弘之死最大的获益者。因为她借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积聚政治实力，为夺取李唐江山作好充分准备。然而，李贤继位东宫之后，武后明显察觉高宗在用速成的办法培养李贤，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就会把皇位传给李贤。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武后的危机感自不待言。尤其是当高宗把整个宰相班子及李弘的原班人马全部转为新太子的属官时，武后更是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武后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向高宗施加压力，希望他主动逊位。
这是最直接、最有效、成本最低的办法。要是高宗答应，那当然最好不过，因为谁也不用再提着脑袋拼个你死我活；就算不答应，武后权当投石问路，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武后真的向高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且施加压力，那高宗又会作何反应呢？
第一反应，高宗肯定是非常不爽的。要是他真有逊位给武后的想法，又何必等到今天？早一天把权力交给武后，不是什么事都没了吗？所以，不管武后采用什么方式施压，高宗刚开始绝对是不会同意的。
可他为什么最后又同意了呢？
依笔者看来，高宗很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宰相们做一个试探。也就是说，尽管高宗已经把宰相们都任命为太子贤的属官了，可他们毕竟一直是故太子弘的人。如今虽说李弘不在了，可宰相们能够把他们当初对李弘的忠心，全都贡献给新太子李贤吗？
对此，高宗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高宗就有必要通过“逊位”之举来试探宰相们。
如果我们的上述推测成立，那么高宗的“逊位”动议显然是很聪明的：一方面，他可以把这颗皮球踢给宰相，要是宰相们投反对票，那武后自然就无话可说；另一方面，就是借此试探宰相们对太子贤，包括对高宗本人的忠诚度。
高宗的逊位动议被宰相否决，最失落的人莫过于武后了。
不管这个动议是她的主意还是高宗本人的，总之这个结果是她最不想看见的。
因为这样的结果显然在向武后表明——如今的皇帝、宰相、太子，俨然已是“三位一体”了，无形中都把矛头指向了她。
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反对派，武后该怎么办？
她自然有她的手段。
对于高宗，武后基本上没有任何顾虑。今后她只要继续扮演“贤内助”的角色，高宗就不能拿她怎么样。
对于宰相，武后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但她也并不十分担心——当初长孙一党何其强大，最后不也是在她的严厉手段之下纷纷垮台、人亡政息了吗？所以武后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她就能把宰相班子逐一换成自己的人。
至于说对付太子李贤，武后更是拥有绝对自信。她决定拿出驯服狮子骢的惯用方法——先用鞭子抽，如果不服的话，再用铁锤和匕首！
随后的日子，武后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开始对李贤进行调教。她命北门学士送给李贤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好太子；另一本是《孝子传》，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乖儿子。与此同时，武后还不断写信给李贤，对他的种种过失和缺点大加数落，最重要的，当然是指责他不孝。
然而，让武后断然没有料到的是，李贤不仅把她送的书扔到了一边、把她的谆谆教诲全都当成了耳旁风，而且还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她进行了强有力的还击。
李贤的还击就是——写书。
关键时刻，李贤早年勤奋好学打下的根柢终于发挥了作用。他学着母后的样子，很快召集了一帮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太子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人，卷起袖子，准备为一部史书作注。
哪一部？
《后汉书》。
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李贤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部书呢？
原因很简单，整个东汉一朝最显著的历史特征，莫过于太后临朝和外戚擅权！而今李贤专门挑出这部书来作注，摆明了就是要跟武后叫板。
对不起，你想教育我怎么当一个好太子和乖儿子，那就请你先用这部书照照自己，看你是如何做一个好皇后和好母亲的！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十二月，李贤的《后汉书注》大功告成。他立刻郑重其事地把书献给了高宗。高宗大喜，就像当初看到李弘献给他的《瑶山玉彩》一样，内心充满了欣慰，当即赐给李贤三万匹绸缎。
李贤注此书，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向朝野上下显示自己的才学，进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第二，效法当年的秦王和如今的武后，延揽学士，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第三，以此对母后进行坚决的反击！
虽然带有这么多政治目的，可李贤这部注疏的学术价值却不可低估。清末学者王先谦曾经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意思是说，李贤（谥号章怀太子）所注的范晔《后汉书》，水平不低于颜师古（曾任秘书少监）所注的班固《汉书》。
时至今日，我们阅读的比较权威的《后汉书》版本，仍然是李贤的这个注本。
看着李贤得意扬扬地捧出他的《后汉书注》，武后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
她断然没有想到——眼下的李贤居然会比当初的李弘走得更远，对她的挑衅和攻击也更为有力、更加明目张胆！
这是武后绝对无法容忍的。
既然李贤可以无视她的鞭子，她当然只能动用铁锤和匕首了。
仪凤元年，新太子李贤以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和武后抗争并决裂的道路。
很显然，这是在步李弘之后尘。
很显然，这是一条不归路。
正当武后与太子的冲突日渐升级之际，一则耸人听闻的流言又在宫中不胫而走。流言说太子李贤并不是天后的亲生儿子，而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
没有人知道这则流言的出处，只知道它一下子就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且使得武后和李贤原已异常紧张的母子关系变得雪上加霜。
面对这则杀伤力极强的流言，一贯自信而倔强的李贤也不得不产生了深深的疑惧。
他知道，尽管这种居心叵测的流言蜚语从来不值得深究，更不值得让人牵肠挂肚，可他还是不无痛苦地发现——这则流言并非空穴来风！
原因很简单，只要算一下武后几个子女的出生日期，李贤的身世自然就显得疑窦丛生了：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下半年，而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的十二月，其间相隔二年。这本来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在弘和贤之间，还有一个在襁褓中便已夭折的安定公主！
这就是说，如果李贤真的是武后所生，那武后就必须在两年之间连续怀孕并产下三个子女，这可能吗？
显然不太可能。
既然如此，那李贤会不会真的如流言所说，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呢？
可能性很大。
因为武后当时正以昭仪的身份得宠于高宗，她的姐姐就有可能以这层关系得以自由出入禁中，并因此被高宗宠幸，产下李贤。可韩国夫人根本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高宗想要留下这个孩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武后认养。而当时武后正与王皇后激烈较量，就算她对高宗和韩国夫人的暧昧关系心生不爽，也只能以大局为重，暂时忍耐。所以我们认为，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形势下，由武后出面认下姐姐的这个“未婚先有子”，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这个世上无忧无虑地活了二十几年，有一天却猛然发现，自己的身世原来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这样的发现无论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异常强烈的打击。
李贤当然也不会例外。面对这个巨大的谜团，他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可他却不知道要如何消解自己的愤怒和悲哀。他既不可能去问武后——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也不可能去问高宗——当年您和韩国夫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他只能咬紧牙关，对一切保持沉默。
用沉默来对抗这则居心叵测、甚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