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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诏，命时年十八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唐会要·储君》）此举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但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以至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太子分劳。
时至上元二年，婚后李弘的健康状况也并未因新婚之喜而有所改善。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宗向李弘表示要禅位于他，“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就是说一旦太子身体有所恢复，就实行内禅；“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这句话意思同前面一样，也是说等太子肤色稍微好看一点（指病情改善），就正式传位给他。
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禅位”的好消息，让太子的心情愉快一点、振作一点，借由心境的改善促进病情的好转。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天资仁厚、孝心纯确”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非但不感到快乐，反而“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也就是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产生极大的伤感，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以至“俄迁上宾之驾”，突然就去世了。
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实录》就对此做了模糊处理，只用了“暴卒”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没有明说李弘是怎么死的；而《旧唐书》中的李弘本传，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事实上也并未说明李弘的死因。
然而，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武后。
大多数的人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比如《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此外，如《旧唐书》中李弘本传以外的其他传记以及《唐会要》《唐历》《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上也都持这种看法。
其中，《旧唐书·肃宗诸子列传》《唐会要·追谥皇帝》这两种史料，都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
成书于中唐时期的《唐历》也称：“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所谓“不以寿终”，实际上就是死于非命。
《新唐书》的记载更是毫不含糊。该书的《则天武皇后传》直截了当地说：“后（武后）怒，鸩杀弘。”《高宗本纪》也说：“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孝敬皇帝传》称：“后（武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拂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李弘死后，大唐帝国的储君位子并没有虚悬太久。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六月，也就是李弘暴亡的两个月后，有个人立刻补上了这个空缺。
他就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
这一年，李贤二十二岁。
相对于多愁善感、体弱多病的故太子李弘而言，新太子李贤的出现顿时让朝野上下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李贤和他那病恹恹的大哥截然不同，他身体强健、文武双全，是一个标准的阳光男孩。
不过此时的李贤并不知道，无论他过去的生命有多么阳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很快就将被一团巨大的阴霾所笼罩。
因为他坐上了大哥李弘曾经坐过的位子，所以他必然也要面对李弘曾经遭遇的命运。
一场新的噩梦开始了。
【扫除最后的障碍——李贤】
据说李贤天性聪敏，很小的时候就已熟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并能背诵古诗赋数十篇，有“暂经领览，遂即不忘”的本领。由于他勤奋好学，腹有诗书，所以自然也就“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
上元二年六月，李贤刚刚继任太子，高宗旋即命他监国。
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经验固然是不及一生中七次监国的故太子李弘，但是李贤的表现也并未让朝野失望。在监国期间，史称其“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高宗喜出望外，很快便降下一道手诏，对李贤大加褒扬，说他“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他在施政中既能做到宽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审慎；而且表扬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能用功读书等等。总之，新太子的各方面表现都让高宗十分欣慰，所以在手诏的最后，高宗还特意强调了八个字——“家国之寄，深副所怀！”（《旧唐书·章怀太子传》）
在此，高宗的满腔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贤能够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李弘之死对他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高宗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刚刚把李弘培养成一个朝野公认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却说没就没了。这不仅让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费，而且给东宫造成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权力真空。所以，此时摆在高宗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打造一个储君——一个让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并拥戴的合格储君！
为了尽快达成这个目标，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间，亦即李弘刚刚下葬之后，马上对宰相班子（实际上就是东宫班子）作出了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显而易见，整个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马，现在已经全部转为新太子贤的东宫属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来，以高宗培养李贤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新太子贤必将很快入继大统、登基为帝。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并且众说纷纭的“高宗逊位”事件。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们提出，准备让武后“摄知国政”，实际上就是打算逊位给天后。
这是怎么回事？
高宗莫非是病糊涂了？刚刚在李贤身上花了那么大力气、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自己又把它全盘推翻，说要逊位给天后，他到底什么意思？
如此出人意料的荒唐提议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反对。
中书令郝处俊忧心忡忡地说：“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于后，犹日之于月，阳之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成祸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同时，另一个宰相李义琰也说：“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唐会要·识量上》）
其他宰相的意见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他们的立场却不难推知。比如刘仁轨，曾是李义府的头号政敌，而且历来反对武后临朝，他当然不会支持天后摄政；再如戴至德和张文瓘，长期兼任东宫僚属，在李弘最后一次监国期间又曾实际主持政务，和武后之间无疑也存在着极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紧张关系。因此，高宗的动议必然会遭到宰相们的否决。
虽然这个逊位动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此举却让宰相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给后世的治史者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高宗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都知道，早在李弘临死之前，高宗就已经宣布要禅位给他了。就算是在李弘暴亡之后，高宗也很快就把李贤立为太子，并且强烈表现出要让他尽快接班的样子，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高宗又一反常态，突然提出要逊位给武后呢？如果说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