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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1906），以及多个植有少许绿色植物的鸟舍（1903~1907）。
那个时代的一些推崇户外饲养的动物园技术专家的思想或许对这些改造工程有所影响。但最重要的是，科学家们（特别是英国和德国学者）对动物行为和动物社会灭而复燃的兴趣与动物园新风格如影相伴。动物园必须展现更自然的动物生活，即使它们所提供的环境无非是对基本生物机能的一点最基本的辅助，无非是在象征而不是重现天然环境。它们当然没有挑战已经渗透进动物选择和动物展示方式的百科大全模式。
为了拥有最丰富的收藏品，动物花园竭尽所能地搜寻着各种动物。它们经常与本地自然历史博物馆建立互补合作关系，将较难展示的动物（昆虫、软体动物、大型海生哺乳动物）留给它们，尽管某些动物园也设立了自己的昆虫馆（科隆、法兰克福）。动物花园注重动物的稀有性和奇异性，往往满足于拥有一只或一对同类动物。它们会利用一切机会（繁殖、购买、赠礼、交易）获取这些动物，并通过同样的渠道处理多余动物。伦敦动物学会的主要宗旨便是展现动物世界的丰富多彩，而每一只引人惊羡的新到动物都会发出这样一种信号：学会已经填补了分类学的一项空白。满怀崇高科学理想的动物花园也会采用系统性展示方法。伦敦动物园即是一例，至少在前数十年中是这样。柏林动物园是另一个典范，为了展示环境对同属各物种或同种各变种的影响，它还在19世纪后期使用了地理分类法。
这种百科大全模式的发展当然与动物园中的学者不无关系，但它并不局限于动物展示。它将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因为详解自然能够象征性地宣扬现代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掌控。因此，植物园和动物园中的奇异植物群也应用了这样的模式并不是偶然的。里昂的树木收藏品由每一个树种的一两个样本汇集而成，全部交杂点缀在通向兽栏的道路两侧。动物花园不仅证明人类文明战胜了动物世界的所谓的凶残，还用一种合理秩序取代了大自然那表面上的无序。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八章 精彩的大自然（1）
公众的兴趣很快便影响了动物花园的宗旨和历史。伦敦动物园即是一例：它在1845年左右注意到了客流量的萎缩（动物减少的后果），于是在1847年指派一名官员推行了现代化改革，游客兴趣随之复燃。20世纪初，管理层1859年以来的一贯惰性导致游客数量再次下降，这威胁到了动物园的生存，最终促成了动物园在20世纪的革新。当巴黎适应化花园在1860年正式开放时，它的世俗目标与科学理想同等重要——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创建者们希望将实用主义和娱乐性合二为一，用不断的补充和翻新刺激公众的好奇心，而“即使路人对较为严肃的主题不感兴趣，如画美景也会吸引他们。”当然，向持股方支付门票分成的义务可以解释这种倾向，但必须取悦会员的会员制花园和必须证明公共支出合理性的市政公园同样如此。除了信誓旦旦地高喊科学口号，19世纪的大多数花园都极为重视休闲娱乐。这个功能在摄政王公园和巴黎植物园创建动物园时便已存在了，尽管只是一个次要功能。
娱乐至上
动物对休闲散步者颇有吸引力。在巴黎植物园，动物园的游客量胜过了植物花园和博物馆。动物花园经常被游客大潮淹没，特别是在门票降价日（12000人，1888年的科隆）或公共假日（37000人，1876年圣灵降临周，汉堡；35000~45000人，20世纪的第一天，曼彻斯特贝尔维尤动物园）。不过我们也要谨慎看待这些数据。根据卢瓦泽尔所说，20世纪初的柏林动物园在夏日的每一天都能吸引8000名游客，这相当于在连续12个小时内每分钟入园111人，似乎不符合当时的现实。但无论如何，这些动物园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失败者的问题似乎出在超出预期的运营成本上而不是游客量的不足。
动物花园的第一批游客是贵族阶级和支持建园的富裕中产阶级——前者的光临为摄政王公园（维多利亚女王和威尔士亲王是这里的常客）、马德里、都灵和布伦森林等地增色不少。19世纪后半叶，中产阶级也开始游览动物园，热情高低要看动物园何时免费，何时仅向会员开方，管理方是否会在特定时候采用推广价。那时候，工时制度逐渐规范，星期日成为公认的休息日，各种公共假期也相继确立（1870年开始于英国），这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获益匪浅。他们会模仿上流社会，利用休假日去公园散步。一种游园时段差别由此产生。在由会员制学会控制的动物花园，富人们常在星期日出入；但在巴黎植物园和里昂动物园这样的公共公园和许多持股制动物园，他们只在工作日来访，将星期日和其他公共假日留给了他们的下层同胞。
让游客满意是重中之重。譬如，巴黎植物园所修建的建筑更注重的是外观而非科学价值，因为这里深受普通大众的喜爱，而且本质上说只懂利用死后的动物。人的视觉成了设施建设的标准评判准绳。狭小的兽栏和兽笼或许威胁着动物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紧张状态和高死亡率的罪魁祸首，但它们能确保观众们迅速而又清晰地看到动物。这也是前面所说的百科大全式动物园得以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同理，在19世纪变得流行的户外兽栏和兽笼（巴黎植物园的鸟舍和猴舍，伦敦的狮馆）的圆形或六边形设计给动物一种身陷重围的感觉，也让它们暴露于雪雨风霜之下，但却能让更多的人在任何角度欣赏到动物。
动物园园长们在动物展示上煞费苦心。曼彻斯特的贝尔维尤动物园为便于观赏而修建了一个类似圆形剧场的海狮馆——实际上是现代海洋公园的原始版本。19世纪中期，许多动物园弃用了建于现代早期的木栅栏（仍然存在于巴黎植物园和美泉宫），转而采用更为通透的铁刺围栏。在1856年的布鲁塞尔，一本游园指南鼓吹说水獭园四周的“铁网薄得几乎看不见”，就好像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新鲜事。在19世纪末的德国和欧洲各首都城市的动物园中，公共场所的栅窗开始被玻璃取代。玻璃可以让游客在更近的距离欣赏爬虫动物（巴黎植物园，1874年），防止动物沾染疾病（伦敦的大猩猩，20世纪初），避免游客被难闻的异味烦扰（同时期的柏林），从而一举解决这些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在这一趋势下，动物园的动物越来越像活模型，动物展厅也透出了一股美术博物馆的味道。
在任何情况下，最被珍视的动物都会被安置在动物园的中央，环境设计也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动物为宗旨。比如在里昂，熊笼（1865，1882）位于几条大道的交汇点，周边的大片草坪上挤满了无数的小动物，这全是为了突出熊的庞大体魄。这种规划使科学分类的口号尽显虚伪，对动物的健康也没有多少益处。事实上，19世纪后半叶的建筑标准没有一条有利于改善动物的生活条件：使用石头或水泥地板（向水渠和下水道顺斜，便于快速清洁兽笼和打扫排泄物）意在方便饲养员的工作，满足公众的卫生要求，但却限制了对动物至关重要的本能行为（挖掘，掩埋，在尘土中打滚），而且肢翼所受到的猛烈冲击和顿足动作会导致动物骨骼变形。马赛动物园的园长在1861年公开承认，受益于这些设计的是游客，不是动物。
异域风情热
涌向动物园的人群并不是去看普通动物的，不管是野生还是非野生动物。巴塞尔动物花园的窘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家开放于1874年的动物园本想展示阿尔卑斯山的物种，但却为取悦心有不满的公众而被迫转向了奇异动物。游客们也对驯化的奇异动物不感兴趣，适应化花园的衰落便是一个证据。为了提高门票收入，布伦森林的适应化花园很快就引入了更令人兴奋的动物，特别是猴子和大象。公众希望看到珍稀、野生、凶猛而且迥异于欧洲动物的物种，因为它们能带来别样景象，给人体味异域风情的机会。当巴黎植物园首度开放时，这已经是一种普遍情结。公民托斯坎（CitizenToscan）在1800年左右写道，游览巴黎植物园相当于一次幻想之旅。直到20世纪50年代，动物园仍然扮演着旅行替代物的角色，满足了伴随浪漫主义和殖民地冒险潮的到来而盛行于西方的异国和野生风情热。对野生动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