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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野赶紧接过话题说，他本人极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兵戎相见。中日两国是近邦近邻，古来素为友好，他又是孙中山先生的崇拜者。所以要求见孔祥熙别无他意，一是叙旧；二是想为日中两国化干戈为玉帛贡献微薄之力。随后营野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托贾存德带回，三人随即动身。
贾存德当时没法和孔祥熙联系，使乘船赴香港，因为他知道孔令侃经常在香港，那里有孔令侃开的公司。贾存德在香港找到了孔令侃，碰巧孔祥熙的秘书王良甫、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也在。于是，贾存德和宋蔼龄、王良甫一同乘专机飞抵武汉。
孔祥熙这时忙得一塌糊涂，但听说贾存德回来了还是立刻接见了他。因为孔祥熙已答应了蒋介石，尽快找到一条能和日本官方接触的渠道，孔对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孔样熙和贾存德在一间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连宋蔼龄也被甩在一旁。孔祥熙详细看了萱野的信后又问贾存德和其相识的经过；确信没太大的问题后才说，我在东京时见过萱野，他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副官长，我们是老朋友了。
孔祥熙还对贾存德特别交待说，目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你和萱野的接触应特别小心，特别应注意保密。如果一旦暴露，要坚决否认和我有任何关系，就说是你的私人朋友，国民政府也会通缉你。但你不要害怕，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随后，孔祥熙叫秘书按他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短信，叫贾存德带给萱野。孔祥熙叫贾存德看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得知萱野兄在华，为两国关系和利益而从中努力，万分感谢。但中日关系走到目前这一步责任全在日方。如日方真有诚意和解，就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条件来，中方永远为此敞开大门等等。
应该说，孔祥熙为此走的是一步险棋，万一此信落入他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全盘否认或杀人灭口，但白纸黑字，私通敌寇的恶名也难以洗清。但了为主子蒋介石，孔祥熙也只有孤注一掷了。
再说贾存德拿到孔祥熙的信后不敢怠慢，第二天便乘船赶往上海。正好，由于事前办好了一切有关证件，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关口，但并未遇到麻烦。
到了上海萱野的虹口景林庐寓所，贾存德便将信当面交给了萱野，萱野读罢也甚欣慰；一是相隔近20年后，终于又和孔祥熙联系上了；二是能为日中两国政府传递信件，也算为两国尽了一点力量。他对贾存德说：“我马上返回东京，将孔先生的竟见向政府有关部门转达，在这期间若有什么事，我的朋友松本藏会转达给你的。”
萱野回东京半个月后，松本藏果然给贾存德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萱野给孔祥熙的，内容是日本并未放弃和中国和谈，但对和谈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二是共同防共。
贾存德不敢耽误，马上将电报内容发给孔祥熙。孔祥熙一看电报，要蒋介石下野，这根本不可能接受。而要蒋介石下台，要汪精卫上台，这正是日本的真实目的。
孔祥熙随即发电报给贾存德，叫他告诉萱野，日方提出让落下野是无理的，也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日方不撤回这一条，谈判根本无法进行。
萱野在东京接到孔祥熙的来电后给孔祥熙复电时说，关于要求蒋介石下野这一条并不是日方一定要坚持的，而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一些委员向日方提出的，并举例说高崇武就曾代表汪精卫、张群等27名中央委员口头向日本当局提出希望蒋介石下野。
7月中旬，萱野肩负使命，再次来到上海与贾存德会面，商谈中日和谈之事。二人虽感到中日和谈前途渺茫，但仍抱有一丝希望。萱野说日方已同意将“共同防共”做为条件的第一条，以中日经济合作为第二条，取消了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条款。
8月初，贾存德遵照孔祥熙的指示，带着萱野的亲笔信和日方关于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的文件，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飞机到武汉。因日军已准备在湖北与中国军队决战。贾存德到武汉时形势十分紧张，贾乘坐的航班在一民用机场降落，而民用机场出入的旅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以防日伪特工携带违禁品
贾存德身带萱野和日方的秘件，当然不能被搜查出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贾存德在检查关口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个非要检查，一个不让检查，一直吵到稽查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见贾存德提一棕色牛皮箱，一身绸衣绸裤，知道有些来头，但也不肯轻易俯首，便对贾存德说：“汉口现在是临时国府，机场又是军事禁区，蒋委员长有令除了端纳先生，任何人出入这个关口都要检查。莫非你有蒋委员长的手令？”
贾存德也是经过些世面的人，当下他不动声色地说：“蒋委员长的手令鄙人没有，但确有重要公务在身，先生可打电话给孔院长。”
这位主任看贾存德提出了孔祥熙，自知得罪不起。心想若真是孔祥熙的人也可以从中买个好，便将电话打到孔祥熙的办公室。
当贾存德一身臭汗、急匆匆地赶到孔府时，已是傍晚时分。孔祥熙饭也顾不得吃急急地问：“在稽查处没事吧？”
“没有。他们没敢把我怎么样。”说罢贾存德掏出萱野的信和日方的文件递了过去。
孔祥熙一面表扬贾存德遇险不惊，一面对他说，我有一旧时好友马伯援，他和萱野也是朋友，现正在汉口，今晚不妨一见。原来，孔祥熙担心贾存德一个人势单力薄，也害怕他被日本人收买，万一出了差错会误了大事。就又物色了一个和萱野有过旧交的马伯援，让马和贾二人共同完成这一使命，也好有个照应。
贾存德、马伯援为孔祥熙也是尽心尽力，极力在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穿梭斡旋。当年9月中旬，终于在香港促成了一次比较正式的会谈。
日方代表自然是萱野和松本，中方则是马伯援和贾存德，虽然双方代表都不是政府官员，但都代表了最高层的意见。中方的意见是，同意日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但要求日本天皇下诏，对世界、对中国声明休战，并将军队撤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的地带。然后中日双方可商定谈判的具体问题，如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派谁参加以及谈判的程序等等。
孔祥熙这一着实在也是将了萱野一军。萱野自知无法答复，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决不肯同意。日军当时气势正盛，虽然在上海会战、台儿庄大战中有些失利，但总体是持进攻态势，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谈判本是城下之盟，想以此向中方、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怎么能由天皇下诏罢兵呢？！
萱野松本故意拖延，一会儿说身体不适，一会儿又说需要请示，致使香港会谈陷入僵局。
这时湖北战事愈紧，国民党又迁都重庆。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的对立日益公开化。不知怎么香港公谈在这种关键时刻走露了风声，被香港一家报纸披露了出去。蒋介石马上僻谣，说那是居心叵测者有意造谣，妄图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但冯玉祥却有意和蒋介石作对。他在重庆对一些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日寇侵华目标已定，就是要变中华为其殖民地。大敌当前，有人不是积极抗战，打击敌寇，却在背地里借口和平谈判，破坏抗战阵营，助长了投降派的气陷……”
孔祥熙见事已败露，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也觉此时还是以谨慎为好，便命孔祥熙从香港召回马伯援。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几乎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事件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是12月底在他的寓所失踪的。其后没几天，有消息传来，说有人在越南看见了汪精卫。但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已预感到，汪精卫的真正目的地是日本。
孔祥熙立刻派马伯援返回香港，并代表孔祥熙对萱野说，如果日本支持汪精卫等少数人组织伪政府，结果只能是使中国的抗战长期持续下去。其实，孔祥熙的这一做法是过于天真了，他的意见也毫无意义。汪精卫的出走本来就是日本策划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汪精卫组织一个和蒋介石对立的政府，日本当然要支持汪而不支持蒋。
果然，汪精卫事件发生后，萱野对贾存德和马伯援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谈判几乎无法进行。因为日方的意向已基本明确，待江政府成立后就只和他打交道，而置重庆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