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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宣布定鼎燕京。不到半年时间，北京三易其主，清朝成为最后的主人，也就是全中国的主宰者。它不是凭着革命，也不是凭着先进，它依靠的是勇敢和实力，加上英明的政策和策略。
《明史》提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二》）从明神宗即位到明朝灭亡，共有72年，除去万历初年短时间的张居正秉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外，约有五六十年的漫长岁月，明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走向尖锐激化，终于形成明末的三大势力角逐，其中明朝是要维护既有的统治，大顺和大清都要推翻明朝统治而代之以各自所建的政权。在此应该指出，自明末社会危机加深以来，中国是否在大明、大顺、大清以外还有代表真正先进的社会势力，从历史事实反映看来不能说没有，而是力量非常微小，这就是随着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上的动向。这种动向还没有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只是通过个别人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反映出他们的一定要求，张居正的改革有为资本主义萌芽滋长开辟道路的成分，而他本人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李贽反传统儒家的思想很强烈，但仅限于个人的某些理论观念，没有完全反映到政治上，影响也很小。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较前者都更具代表性，主张学习西方科学；发展海外正常贸易，对日本“除盗不除商”（徐光启：《海防迂说》）；在国内，对农民起义和满族崛起，虽然也积极献计献策进行平息和抵制，但都强调尽量缓和矛盾，以发展生产和加强军队近代化训练，实现“富国强兵”，保持社会安定。然而徐光启等人仍是提出建议，供决策者酌情采摘和实行。因此尽管明末世界范围内的近代曙光已经来临，古老的中国大地，政治舞台上尚不见他们作为一支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独立力量在活动。只有来自不同方面的大明、大顺和大清三大势力，在施展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传统惯伎。三者之中，清朝之所以能成为最后胜利者，与另外二者不同的就是他们超迈前贤，审时度势，在征服全国的过程中，采取了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些变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种主要政治势力的要求，如清军进入北京三天之后，“令臣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李天根：《爝火录》，卷3），既使一些原明官员更加痛恨李自成农民军，又使他们转而相信清朝是他们的救星和新的主人了。继而宣布定鼎燕京，凡京城内被李自成蹂躏之后，“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予钱粮恩养”（《清世祖实录》，卷5），极力在人民群众面前改变固有的抢了财物就带走的形象。之后又取消了明末的加派和使人民不堪负荷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有一项以摄政王多尔衮名义发布的谕令专门安抚参加农民起义的人，规定“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倘抗拒不服，置之重法，妻子为奴；开城投顺者，加升一级，恩及子孙；有能擒献贼渠将佐者，论功优升，永同带砺”（《清世祖实录》，卷8）。清朝就是以这些战略策略，增强了实力，战胜了大顺、大西农民军，消灭了一个个南明政权，重新实现了全国的江山一统。
中国向来不是绝对孤立世界之外的。如果说《鞑靼漂流记》所载三艘日本商船是被大风偶然刮到中国来的；那么《鞑靼战纪》的作者卫匡国、参修《时宪历》的汤若望等却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了。就是说，1644年时，不但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尼德兰和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有相当一些东西方国家的商人及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但是，中国的这场既广且深的社会大震荡仍没有和他们发生联系。中国走的完全是自己的路。这条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有所进步，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就很不相称了。
历史是最具说服力的教科书，1644年中国社会的这场大震荡给后世留下的经验教训极为丰富。郭沫若先生于1944年首先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一书，对此进行了总结，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受到启发教育。今天我们应该继承这个传统，进一步研究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珍视这个宝贵的历史遗产，振兴中华，无愧前人。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毕竟是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写深写透，绝非易事。全书由我和张杰合著，写作计划和书的内容大纲均共同讨论拟定，张杰先写了初稿，然后再由我进行增补和修改并统一思想观点，整齐体例，文字加工，最后定稿。书中吸收了作者已发表的论著，也参考了史学界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对帮助我们写作和出版的所有专家与朋友致以衷心感谢！凡因研究不够而出现的错讹理应我们自己负责，欢迎批评指教。
孙文良
天鼓已鸣正月初一见预兆（1）
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处乱，十爨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降乩”。
此诗出现于1644年阴历正月初一，是对明朝崇祯皇帝所提问题的回答，没有作者，如相信历史记载，这是“降乩”之词，应该说是神仙的杰作。但是我们知道世间本无神仙，凡事归根结底皆人所自为。然而人们为何如是说？让我们就从这里谈起吧。
1644年的正月初一，标志着明太祖朱元璋创建的大明帝国已经过了277个年头，也是崇祯皇帝在位第17年的第一天。按惯例，明朝的元旦有大朝仪，同皇帝即位约略相仿，“晨贺昼会”《明史？礼志七》，卷53，1348页。，相当隆重。可是自从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北，如今已占领西安；辽东的清王朝更是异军突起，不但以辽东为基地实现了东北的统一，切断了京师左臂，而且绕道蒙古，进入内地，几度迫使京师戒严。面对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威胁，即使除夕之夜，崇祯皇帝又岂能安枕！正月初一，比往日都早，刚刚天亮，他就上朝了。当他来到皇极殿上，只见空荡荡的大殿，只有一名锦衣卫士立班。当时钟声已停止，这名锦衣卫士不等龙颜发怒，忙解释道：“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来者益迟。令再鸣钟，启东西门，远近闻之，自皆疾驰。”崇祯帝立刻谕令鸣钟，而且不要停歇，朝门大开，永不关闭，迎接来自京师东西二城的文武百官前来祝贺元旦。结果沉闷的钟声接连不停地撞击着，声传数里之外，皇宫里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久无一人至者。于是崇祯帝乃欲先谒太庙，然后接受朝贺，呼驾銮舆。但是此举非同小可，驾舆马与立仗马约用上百匹，眼前竟无一马为备。幸亏有个小太监急中生智，将长安门外朝官们所乘的马全部牵来端门。将欲登辇，司礼太监奏称：天子乃万乘之尊，乘用外臣马匹谒太庙，对祖宗不敬，也恐马有不驯，生出意外，请求免劳此行。崇祯帝这又改为先受朝贺后拜太庙，再次登座以候。原来明朝的文武官员分东西二城居住，文臣寓西城，武臣寓东城，恰与朝班所列文在东、武在西相反。此日皇帝先至朝，龙颜正视，文武大臣不敢过中门，从长安门入者各寻方便，文武朝班大乱。接受朝贺后，崇祯帝谒太庙，六品官以下不应陪祭者，也因马掠而入。一连串的反常现象，给明王朝上上下下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奇异的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大风刮得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尽管年前腊月二十六已立春，燕京（今北京）的春天，刮点风不足为奇；然而不止此也，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又传来了闹地震的消息。占卜的结果是：“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真是骇人听闻！
崇祯皇帝御极以来17年，虽所用文臣武将比他的先辈都多，但自己总有主意。此时他比别人忧虑更重，见刮大风，又闹地震，非常不放心，必要躬亲一问。他沐浴焚香，拜天默祷，口中念念有词：“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仙即降乩给了开始那篇文字的答复参见《明季北略》，卷2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明史纪事本末》，卷79等。崇祯皇帝见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