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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是个敏感的人，他当然知道旧天娱传媒已经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那不过是一个开始），但治理混乱的方式有很多，如果使用上整合的手段，就说得太温文尔雅了，听领导那口气，实际上就是要瓦解天娱，要么大换血，要么小切肉，切呀切呀切成很多块。就像有人中了彩票头奖，你久未谋面、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纷纷抛头露面对你虎视眈眈，就想把你手里的钱一分一分地分掉。
那是个预备会，也是个吹风会，偏偏选择王鹏不在的时候召开。其实那个时候王伟已经不管超女了，完全可以像个局外人似的作壁上观，再怎么整合也整合不到他头上。但王鹏可怜就可怜在他身边其实也没有几个铁心的人。王伟觉得自己对旧天娱传媒还是很有感情的，不想让它就那么垮了，觉得必须挺身担当，毅然决然地赶去跟王鹏通风报信和商量对策。
王伟并不知道王鹏到底是怎么想的。在体育场看完超女晚会后，他跟王鹏喝酒，他们找了一个很小的小酒店，一直喝一直喝，喝到小酒店打烊。那天王伟没有单独开房，上王鹏开的行政套房，继续喝，继续聊。
王鹏醉了。
那是王伟第一次见到王鹏喝酒喝醉，他可是海量呀。
王伟也是第一次看明白，其实王鹏是一个非攻击性的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自己先扛着，还不想让王伟去抗争。到扛不住的时候，就把自己包裹起来，一层一层，这个茧呀就越来越厚，企图把自己保护在里面。
但是，你包得再厚，以为就刀枪不入了吗？外面还不是有人拿着刀子要捅你？你经得起捅吗？别人捅你很正常呀，人家在其位也是要谋其政的，大家都必须把工作做好。
10月4日的正式会议是王鹏必须要过的一关，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必须让它们消失、噤声。
王伟给王鹏的第一个建议是把公司财务公开，向咨询者证明旧天娱传媒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第二，自己拿出公司的三年规划，以此说明混乱状况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和可以治理的，因为忙着做超女，确实有点像打乱仗，但这种无序状态很快就会过去，那时他们将厚积薄发。
也许王鹏的底气或运气帮了自己的忙，也许王鹏无意中得罪了某人、某人给频道的领导打了招呼但频道并没有真的非要跟他过不去，也许还有另外的、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原因，反正王鹏在会上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一切有惊无险。
到2005年年底，旧天娱传媒就赚了几千万了，对于拿这几千万怎么办，王伟跟王鹏说了很多次，就是应该旗帜鲜明地找专业人才，花钱去提升品牌，花钱来完善内部的管理系统，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王鹏根本就没想到这钱就该这么花。
他内心里没准还认为王伟是个败家子哩。在这里，我得认为王鹏的境界比王伟高：公司赚的钱属于股东，得先看股东的意思。
至于怎么花，他还没想清楚。
他没想清楚没有关系，领导一个电话来，说娱乐频道没钱了，你给我调个1000万来吧，第二天旧天娱传媒的银行账上可能就少了1000万。领导又一个电话，车子该换了，第二天旧天娱传媒就得把车买好供领导使用。王鹏必须听上面的，就像下面的人必须听王鹏的一样。
还是有点不一样，上面代表股东，不听也得听。还不是一般地听，是不打折扣地听。做生意做买卖的时候才讨价还价哩。你跟领导讨价还价，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王鹏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这个企业可是共产党的企业。我得再次表示我理解王鹏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问题是，谁代表共产党呀，共产党这三个字可不是拿来当挡箭牌的，如果大家都代表共产党，是不是也太不庄严了？至少是太责权利不分了吧？
再说了，既然是共产党的企业，是不是更应该让它保值增值呀？
2005年“超级女声”的品牌价值20个亿，事隔三年，再让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评估评估，现在还值多少？
谁又该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承担责任？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一直有点担心，是否把王鹏写得过于“扁平”，我跟他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如果他认为我的文字有损他的形象，不仅将坏了他的名声，还可能坏了我的名声——因为受利益驱动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被歪曲的企业家形象，人家当初可是那样风云一时。
为了弥补可能的过失，我还是祭出我的老套路——听听别人怎么说。
下面的文字来源于2005年9月5日的《新周刊》：
王鹏的朋友们，都用很难听的湖南方言叫他“东北傻帽”，甚至在他做“天娱”之后，预言他“肯定亏死”，揶揄他对钱没有概念。他说是，家里有多少钱全不知道，都归媳妇管。但他自有底气，“钱不是省出来的，是靠赚的”。譬如代表公司与电视台合作，“电视台都是大爷——以前我也是大爷，但现在我是弱势”。王鹏的策略就是把电视台该得的让它得，譬如给它最看重的广告，“天娱”可以只分那么一点点，甚至不分，短信也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它通过媒体的强势介入后成之为“品牌”，唯有其形成品牌，王鹏才能把它放大——放大到“消费”层面上。接下去，“天娱”可以通过授权或者自己制作在系列消费品上赢利；品牌的副产品——艺人，其唱片权、演艺权、影视经纪权也都归“天娱”所有，可以转给其他公司或通过再投入以后获利。“这个社会分工已经很细了，你想大而全，赚的钱自己全拿走，那是不可能的。”
王鹏的身上有菊与刀的两极。他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据说早先话不投机就抡拳头，和他勤奋乖觉的大学室友李咏相比，是反面典型——“这两年好多了，早先坐总编室的时候，手下的没少受我折磨”。而说到“天娱”、“超女”、娱乐节目、中国电视、他个人的前景，他又显得异常平淡，随遇而安，从不奢谈理想，从不愿描绘宏图伟业。
据说他曾在儿子出生时，把他儿子的小脚印刻在石头上，书“御风而行”四字，再添感言一段：“娇儿××丙子年三月廿四诞于长沙，为父母平添一喜一忧，一喜者家中添丁王姓有后，此常人之喜，一忧者恐其日后不学无术误入歧路，此亦为常人之忧也，为父母皆为凡夫俗子，亦不敢奢望娇儿成就大业，唯愿其日后以平常之心独善其身是也。”
“独善其身”，其实是他的个人处世态度；“御风而行”，也许便是他的商人哲学了——他说，简单点儿，就是“见风使舵”呗。
王鹏的处事态度包括他对他儿子的态度，总让我联想到他对“超级女声”和旧天娱传媒的态度。
有了这样的“舵手”、“掌门人”，旧天娱传媒是喜耶忧耶？
第二节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艺人？
在接下来的两节里，我们将简要地谈一下旧天娱传媒关于艺人经纪和品牌营销的一些情况，细心的读者将发现，它们会与社科院发布的“文化蓝皮书”所谓的“权威解读”有很大的不同。
先说艺人经纪。
艺人经纪曾经是湖南广电领导心中的一个结，也是旧天娱传媒的主营业务，当初之所以要和北京的天博宏达广告公司合作，也主要是因为该公司的后台老板李小麟以前就是专门做艺人经纪的，旧天娱传媒需要借鉴人家的管理经验。
现在看来，天博宏达从旧天娱传媒退股是一种双输的格局。
李小麟和娱乐频道未能成功地度过磨合期，以至完全没有享受到“超级女声”的胜利成果；股本结构更趋单一的旧天娱传媒，则一度赚过很多钱，外界传言几个亿，实际上大约五六千万，但因为对艺人经纪的专业知识完全不了解，不得不走上很多弯路，甚至犯下一些低级的、致命的错误。
事隔三年多，最令人羡慕的开局已不复存在，正好应验了那句“来得快去得也快”的老话，因为管理队伍恶性膨胀（旧天娱传媒的员工人数一度达到300多、月人员工资将近120万）、因为盲目投资，不仅赚的钱几乎全部打了水漂，甚至还亏损了一两千万，让人不得不为之叹息。
分管艺人事业部的副总经理也姓王，叫王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