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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就按这个思路去忽悠王鹏（前面说过，王伟是一个很有忽悠能力的人，在他的辞典里有一个词条，叫忽悠是生产力。王伟这样解读这一辞条：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越来越明细的社会，现代企业做生意不可能小而全，单打独斗难得有大的作为，必须在方方面面跟政府、别的企业和其他的团体、实体合作，要合作就必须先影响别人，取得别人对你的充分信任，别人信任你了你才有机会）。
但王伟这次没能把王鹏忽悠过来，资源依然没有任何有效地整合。
王伟对旧天娱传媒太有感情了，他太想把它经营好了。当他们借助湖南卫视的力量，甚至借助全国全世界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力量搭建了一个那么好的舞台的时候，他的同志和同事，却用来在上面睡觉，韵味着刚才的热闹与喧嚣，全然不顾那舞台可能会被另外一拨人冲上去把他们赶下台，或者由于搭建匆忙成为“豆腐渣”工程而随时垮掉。
一个人要有理想和激情，一个公司也要有理想和激情。
但是，王伟感到不管是他自己也好，还是王鹏也好，还是旧天娱传媒别的高管也好，还是天娱传媒的顶头上司娱乐频道和张华立也好，甚至还是娱乐频道和张华立上面的领导也好，似乎都被一根或很多根无形的绳子捆绑着了。顺利的时候，你可能还感受不到那种束缚；但只要一遇到一点阻力、一遇到不同的利益诉求，你可能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最安全的做法是看领导的眼色行事，领导要干吗就干吗。
领导板着面孔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无为而治吧。
王伟真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不过，如果我们用一种行政人员的惯性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会觉得王伟要用两千万去改造公司、打造新节目的想法太不现实了，几乎完全不具有操作性。
太激进了。
谁会拍板花这么大一笔钱做研发？万一弄砸了呢？会不会有人查这笔钱花到哪里去了？其中有没有行贿受贿的经济犯罪活动？再说了，请谁来公司进行法人治理？我们不行吗？现在我要从公司调钱就从公司调钱，要往公司派人就往公司派人，如果公司完全按《公司法》的条款规范运作，钱我还调得出吗？人我还派得进吗？
中国男人之间的交情，常常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这种情况居然也能套用到旧天娱传媒与湖南卫视头上。在湖南广电，频道与频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常常是互相对掐的，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是明掐还是暗掐。“超级女声”越火，两家的关系越敏感。有时候，湖南卫视可能不会很认同旧天娱传媒的一些炒作；有时候，各自会很在意谁是不是抢了谁的风头；至于一些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言辞伤害，来不及澄清的误会的叠加，就更多了。
我们不要忘了那是娱乐圈，本来就是一个是非之地。这还是大家愿意公开说的，不愿意公开的议题（类似于古代的腹谏）更具杀伤力，比如说，到底谁是超女之父呀？每个人都免不了心里嘀咕，真是一地鸡毛。
当一件事情跟自己没有血肉相连的利益关联的时候，得过且过就可以了。这是当下很多文化事业单位的职工的一种普遍心态。
一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是否也是这种心态，我不得而知。所谓的事业心是需要强大的内在动力驱动的。如果没有这一点，兄弟，你就别那么认真了，何必呢？
从这个层面来讲，王伟跟这种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不管是旧天娱传媒和湖南广电，其实都装不下他的理想与激情。
我挺有把握地猜想，这是有那么一天王伟敢于那么决绝地离开天娱传媒的真正的、内在的原因。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每个人其实都不容易。王伟渐渐也明白了，他不可能对王鹏期望太高。其实，王鹏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心境和心思。
真是成也“超级女声”败也“超级女声”，自从“超级女声”火爆以后，王鹏所拥有的天娱传媒董事长的位置便岌岌可危起来了，已有点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意思。
从2005年开始，2006年、2007年，每年十月份左右的董事会，王鹏都要例行公事地过一次关，面对各种各样质疑于他的声音。有时候做企业，把它经营垮了，可能还没有人管你；你要是搞得红红火火，对于企业法人来说，各种风险反而是很大的，往往费力不讨好。其实，旧天娱传媒的董事会就是一个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组织部，一个政治部，有权要求王鹏做政治上过关似的述职报告。
很难说其中没有暗礁险滩。
我猜想，王鹏所感受到的困惑、烦恼和痛苦，应该一点也不比王伟少。
推而广之，其实在张华立身上，在欧阳常林身上，在魏文彬身上，这些负面的情感应该也都不会陌生。他们作为体制内的一分子，何尝没有体会到禁锢与无奈？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的政谋得怎么样，当然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组织的鉴定。
我忘了消息来源，说本世纪最初的两年，湖南广电准备进行第三次改革时，曾经酝酿过公司私有化问题，尽量使单一的股权结构多元化，让职工参股。我没有去证实这个消息的真伪，但我觉得相对于成立几家由湖南广电或哪个频道绝对控股的公司，它应该是市场化的根本。产权的明晰和变化，首先会带来决策程序方面的变化，最权威的声音将不再来自于某个行政机关的领导，而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我们知道，来自于行政机关的声音太混沌和太强大了，任何个人的诉求在它面前都将不堪一击。在面对市场做企业的时候，如果过去那种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的行为模式能逐渐减弱，如果以股份红利为基本分配方式的财富获取方式能得以实施，变成了股东的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便会油然而生，生命的激情也将随之昂扬与迸发，整个机器将正常而飞速地运转。
当行政与企业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行政权力很容易导致利益的分摊，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化，当所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并且外面还裹了一层迷雾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来了，而行政权力的手是无法解开那团乱麻的，是无法拨开那层迷雾的，因为行使权力的某个人某些人，身兼了运动员和裁判员。他或他们的每一次发声，将会受到不同利益的小集团小集体的拥戴和排斥。
改革真的有难度，如果一切都还过得去，干嘛要去做那种伤筋动骨的事？
改革确实有难度，但是，一切真的有那么难吗？生个孩子还要阵痛、流血甚至有生命危险呢？
对于现有的文化事业单位，是不是可以考虑采取某种合理、科学的方式，把意识形态问题与市场化经营问题，泾渭分明地分开？
毕竟，市场已经证明，在竞争性的领域，很多国有企业的生存，是不具备真正的竞争力的，它对一部分人是一种福祉，对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一种损害。也许只有在垄断性的领域，国有企业才能生存，它所要防范的，也可能只是国有资产经营者监守自盗的经济犯罪。至于它的生命力是否能够可持续勃发，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非垄断性的领域，某些国有企业就算做好了，也只是昙花一现，可能跟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有直接关系。
我们又该说故事了。
2005年的10月1日下午三点，王伟从长沙只身飞往成都。
因为王鹏在那里。
因为那里有一场“超级女声”的演唱会，那是2005年“超级女声”的第一场巡回演唱会，那一届超女的前三甲中的李宇春、张靓颖以及第四名何洁全部来自于那里，那也是“超级女声”的巅峰时刻，也是旧天娱传媒辉煌的起步阶段。王伟飞赴成都可不是为了看演唱会，他有更重要的使命。
就在前一天，2005年9月30日晚上，娱乐频道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除了王鹏没有参加，旧天娱传媒的几个副总都参加了，这个会上明确表明了以下信息：旧天娱传媒管理太混乱了，应该进行全面整合。并且经营不如预期，频道有关领导在会上明确表示，做生意很简单，不就一分钱的投入，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