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愣脑的汉子，谭永年，回到悬崖下她们凄苦而温馨的家里来商量，要把茅草房拆掉，在她们家族的老祠堂旁边，新修一栋两层的小楼。当然，木材、水泥、砖瓦，都由独眼龙老板负责提供。看来，生活已经起了巨大变化。而且，修建小楼的那整个冬季，她祖母也被独眼龙开来的大卡车载到城里去，住进江边他们的预制板厂招待所。造楼工程完全承包给当地包工头。独眼龙只需付款和验收房屋质量。那个时候，她的父亲，谭永年，三十出头了吧？
作为叛徒的儿子，谭永年一路坎坷走来，光棍一条。母子俩相依为命。矮小的个子，穿一套蓝色春秋衫，黄胶鞋，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一套黄军装，套在上身，纽扣钉得整整齐齐，袖口上补了一块精细的看不见痕迹的补丁，那是她祖母的杰作。别看祖母生活艰辛，毕竟是当年的大家闺秀。好多生活习惯，还带着过去贵族生活的影子。至于她父亲的生活经历，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他们创作电影剧本《云雨江南》的时候，永年和他们交往中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房地产商人。大背头，白胖脸，圆滑狡诈，固执聪颖。他的头脑智慧的来源在那里？也许，他身上留传着他父辈的血液和精魂。这样的血液和精魂，是怎样在他生命的渠道里，一路流淌过来的呢？
一九四八年，秋天，南岸教会
医院，丹桂飘香。他名义上的父亲谭纪年被捕，正是他降生的那一刻。谭纪年为他母亲订牛奶，她并没有喝上一口。尽管先天不足，他并不是一个瘦弱的婴儿。母亲坐月子需要人照顾，他“父亲”一去不回。焦虑不安，再加上母亲听到纪年叛变的消息，急火攻心，终日望着牛奶场白色房屋的
天花板不语，伤心得她从此就没有了奶水。他只靠当时“父亲”的同事和战友，暗地里照顾，用玉米面红苕粉喂养大。“父亲”被捕叛变的日子，他和母亲一起，在那座城市的南岸牛奶场不安地待了一段时间，就逃亡到谁也不知晓的原始森林躲避。不知是因为乡下空气清新，还是那片肥田沃土上的稻麦特别养人，依然把他喂养得很壮。母亲没有带他去看枪杀叛徒父亲的场面，把他留在当地保姆家里，在牛奶场的乳白板壁屋里哭泣。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他一生经历过的哪些痛苦。母亲被批斗，或饥饿寒冷袭来的夜晚，不知他们怎样在风雨中度过。那个时胖时瘦的小男孩，两眼很亮，脑袋也比一般小孩大些。他在当时村人、县人、甚至公安和守监狱的士兵们，仇恨藐视的目光中长大。他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只有母亲偶尔细细地带着歌唱般的颤音和尾音，轻轻叫他一声：
“永年……”
那是并不是父亲的叛徒父亲谭纪年，在牛奶场白色板壁屋里的雕花木床上，沐浴着窗户顶端射进来的皎洁月光，抚摩着他母亲光洁浑圆的肚子，抱头痛哭时……给他取下的名字，这个魔鬼影子般的名字，实在说，从小到大，他都十分讨厌，从来没有认真答应过外人一声。只有母亲除外，一听到母亲叫他这个名字，他的苦瓜脸上，才稍许露出一回笑容。
“嗯，哎。”
他简单地咕一声，算是对母亲问话的回答，随即又变得沉默。和母亲一样，他也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母亲被批斗、屈辱、气晕、饥饿，他也多次差点死去。小小年纪就一次次拥抱死神。母亲“镇反”时被关进县上监狱，他被送往县城一个并不热络的亲戚家里。房屋靠近江边。他曾在晚霞中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寻找、奔跑。那时，他不满四岁。那是大热天。亲戚不知他怎么从江边的鱼网丛中，泥猴一样钻出来，挥甩着石蛋子，沿着宽阔的沙滩奔跑。石蛋子在他手中，像一颗颗子弹投向汹涌的江水。他喊着用“子弹”打死可恶的叛徒，还有他不知道怎样可恶的母亲。晚风吹来，波浪卷起沙滩，涌到了他的脚边。他一点感觉不到，泥乎乎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往远处的江面上扔石蛋子，全不顾天上的乌云滚滚压下来，江水卷来的滔滔巨浪。把他救上岸来的那个人，正是在江边“闲逛”、渔翁打扮的独眼龙。不仅仅从那一刻起，独眼龙就是她母子俩身后的影子，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游荡于大江上的独眼龙，出没江波，没有把他作为反革命镇压，已属侥幸。那时，他还没有往她们家送小黄花鱼。神秘的独眼龙，是靠山，也是大树，为什么暗暗跟踪什么似的，一个个重要关头，呵护着风雨飘摇中的母子俩，并了解她们的特殊遭遇？当然，不能说是遭遇，那是叛徒家属生活的必然。独眼龙不仅救了叛徒的儿子，他还到县城监狱去，给他母亲送饭。不是送黄花鱼，而送他家养的老母鸡。这事我们现在想来也充满温情，但在那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蠢事。摸黑送去的饭和铜罐熬的老母鸡汤，都被守监的士兵缴了去，作为独眼龙同情叛徒妻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有力证据，扔进喂猪的潲水桶。独眼龙也因此受到了当时江边小镇干部们的严厉盘查。那夜，独眼龙从江边水中救起孩子，送回她们亲戚家安顿好。他想给监狱看守所里的娅雯送饭的愿望。却没有实现。当地的传说很离奇，独眼龙是老牌特务，台湾回来化装成船夫，收集情报、暗地破坏。从那次受到严格盘查之后的许多年，江边县城上下一带宽阔的水域上，没有出现过独眼龙驾船出没烟波的身影。当时风传他的独眼，是在淮海战场上被解放军的炮弹给打瞎的，而且，独眼龙还是舞文弄墨的人物。他为躲避新兴红色政权的抓捕，曾逃跑到深山穷乡，去做私塾老师。不知永年自小读过什么书？老家祠堂旁的月亮湾里，娅雯父亲梅绍武开办的私人小学校，已经充公。那时，小学校里都是上级派来的公办老师。当年他们那座椅子形山岭上，的确出现过一位私塾老师，是国民党逃跑回来的军医官。娅雯在自然灾害前，曾把她儿子送进这个小学校。可上面来的小学校长，按照政策不能收这个叛徒儿子做学生。那天上午，母子俩和往常一样，换上崭新亮色的衣装，背着书包，穿着青布鞋，跨进两旁蹲了石狮子的小学校大门。三十出头的寡妇，当然有丰韵。和她儿子一样，眼睛亮亮的，乌黑的盘发，别了一个玉兰色发夹。只要看到母亲往头上别玉兰色发夹，他家后面悬崖上那丛红梅花，必然正在盛开。那时，母亲会看红梅花在冬日的阳光下闪耀，或者，土墙的屋脊顶上，会直透下来一束皎洁的月光。他也在母亲的目光和皎洁的月光中，渐渐长到正该读书的年龄。可是，那天，他们失望地从自家过去开办的小学校回来，母亲眼里隐隐含泪。从此，她开始在自己家里给孩子上课，讲故事。那时，孩子眼里的母亲，坐在火塘边木桌前垫了草垫的石墩上，黑衣黑裤黑头发，细白的脸，被木炭火映得红红的，一缕秀发飘下来，随着火势，轻轻飞扬……给他讲述孟姜女、嫦蛾、二十四个望娘滩。那时，他认为母亲就是孟姜女、嫦蛾，是望娘滩上美丽女性的化身。母亲还给他讲加减乘除，讲共产党，天安门，人民领袖红太阳。所以，永年的文化程度实在不好说，记忆中的他，从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母亲是他最好的老师。这个最好老师身上和心中，背着那么沉重的包袱。村人们的记忆中，曾做过国民党军医官的私塾老师，对他的成长也发生过影响。那个军医官，根本不像一个老师，当然他不是独眼龙，而是一个胖胖的脸膛红润的老人。白发稀疏，眉毛很长，眼神混浊，那是他故意伪装的。望着窗外的农田，老人给他讲古老的故事。昔孟母，择邻处。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也讲青天白日，蒋总统，红旗国旗，五角星，天安门，还讲“镇反”、“大跃进”和“四清”，那也是他们共同走过的历史烟云。私塾老师早已死去。生前，整个村子结婚丧事的红黑对联挽联，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字，写得又大又胖还很有力气。可是，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打死。原因是他给孩子们讲过青天白日和蒋总统，至于他讲的五星红旗红太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打死的时候，他的阔脸盘上还抹着墨，紫黑的脖子上挂了几支墨水瓶，还吊着一本红宝书。母亲和私塾老师，曾讨论过孩子的教育方法。那些方法就是死记硬背，多读古典诗词。不知那时，母亲该曾叫他读过那本《史记》？从没经过学校教育的永年，成长为现在的一个著名私营企业家，并不是一个文盲，多缘于此。没受小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