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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一眼刘世荣不无得意的脸，说：“你们定吧。”
刘世荣怀着胜利感笑着出去了，而我终是没在“面试”的现场露面。
此时，陆成杰那儿也没得消停，他正在办公室被钱大公子死死地缠着。显然，他不敢怠慢这个大少，必须把他当一回事。一把手说他还没有他了解的情况多，那还有什么疑问吗？除了刘世荣和胡威，就是这个大少，他在家的一句话便能顶他十句。他清楚，要是大少想歪嘴，他根本就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此刻，大少坐在他的对面，口气非常坚决地说：“我打算把社办公室的人重新分工，把原有的规定废除并出台一些新的规定。社领导用车也要重新规范一下。社里固定资产的采买我准备全部收归办公室统一办理”。接着，他又说财务的某人必须调出，可以放到发行去，以及新的编辑室由谁来任主任比较合适等等，完全是一副主宰的味道。
看着大少以社长助理、办公室主任、三产经理和总编办副主任的多重身份，对社里的事做着全面的“安排”，我不知道陆成杰此刻在怎么想，也不知他心中的感受，倒是我两次进到他的办公室，却都被这个目中无人的大少挡在无法插话的尴尬地步。我只能放弃与陆成杰谈事的想法。
刚上班不久，其实就有人先后到我办公室说这些事了。其中版权信息室主任陈尘一肚子愤怒，说：“这还懂不懂规矩，狗屁不通还要把计算机的采买也揽过去，他知道计算机故障的认定以及是否需要报废、更换的尺度吗？”编辑室的人则告诉我，大少说了，以后出差及一切费用的报销都要先填申请表，由他签字后再交陆局签，否则财务退回。言外之意，就是社里执行了多年的业务费用由主管领导签字的权力也不再作数。财务科的梅洁更是哭着就进了我办公室，她是两年多前调入的，到目前为止也是社里唯一具有会计师资格的人。但是大少嫌她碍眼，一直以为是当初谢社长和我安插进财务的一颗钉子，所以要“请”出去。
更早的时候，杨子在接我上班的途中，也告诉我，他以后不再享受副科待遇了，车管也不让他做了。他说：“主任说，以后出车必须先跟他请示。我问，林总用车也要先跟你请示吗？回答是谁都一样！我说领导外出司机无权过问领导去哪、干什么，这是规矩。他大发雷霆，喊着说就是要改改这个臭毛病！”
一切都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一个少爷羔子竟然决定着该由社领导班子决定的全部事务，领导班子还算什么！
我不知道陆成杰在这样的无理面前会拿出怎样的一种姿态，颇有些血性和脾气的陆成杰是否能忍下这种比傀儡还傀儡的作弄呢？
陆成杰把编辑部进人的事完全抛下了，他显然已顾不得再管与让他陷入不堪相比不那么当紧的事。据说刘世荣和胡威此前是“请示”过他的，韦建超说，是陆局讲“不能绕过林总，业务进人，总编辑不知道怎么行”？所以，刘世荣、胡威才不得不找我去看看，但同时他们却也趁势演了一台联手戏。
病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在这样一些事的烦扰下度过了。之前曾想把心态放得更平和一些，不去理会得失，反正一切慢慢来，最终也总能让事情再回归到正常路数上来的。于是，默念毛泽东那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话，用以开解自己。不过，当眼睛看到玻璃板底下压着的那帧“事虽难，做则必成；路虽远，行则必至”的字时，倏忽间一种异样的感觉从脑中滑过———那曾是我喜欢的一句话，记不得出处了，但还是让陈亦庭专门写了并置于眼前———感到人类可触可及的睿识和思想，在身边不可测不可知的纷乱事象面前，竟有种被蔑视的无力。我用力晃动了一下头，用手重重地按压了一会眼睛，让自己恍惚的神经迅速复位。回过神后，拿出笔记本，我开始梳理近日在做和要继续做的事。毕竟，经过了周末的精神调理后，我此刻应该有心平气和看待眼前一切的理智。我这样告诉着自己，也努力地让头脑冷静下来。
惑 49（3）
收缩战线———总原则，固本之防卫策略
沟通———做事前提，最大努力地争取
北京合作———突破口，立锥之地，志在必得
中国编辑学会年会———近日要事，全力组织落实
写完了上面这些话后，我起身，去给自己续一杯水。再回头时，看见办公桌上的笔记本正被从窗户吹进的小风任意地翻动着纸页，像陈年的记忆在随意间闪动、流逝着。
刚才，连续抽了几枝烟，本想换换空气，可这个不愿退出冬季最后恃强逞威的气候，风还是比较硬，我不得不再把窗子关上。
回来重新坐定在办公桌前，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映入了我的眼帘：“郑总电话，劝我调京。”这句多少天前随手记在本子上的话，本不起眼，此刻在风的翻动下，竟突兀地跳显出来，有了加重、放大的醒目。我的脑子开始在这处笔迹上流连踟躇，想原本被自己搁置了的邀约重又莫名地呈现，难道是天意吗？
那大约是一周前，为了几本书宣传的事，我给郑鸣打过电话。借着那个因由，郑鸣再次问及我的决定：“怎么样，想好了么？别再犹豫了，北京还是天高地广，窝囚在苇城，你想做事恐怕也很难做出什么了。”
他耳尖目灵，信息来源的渠道很多。我清楚他对我的事了如指掌，便开诚布公地说：“你说得有道理。不过，再给我一段时间吧。”
郑鸣于是说：“那我就先作为备选方案列上议事日程了！”他话的口气中带着一种坚决。
我思量着，在病着的时候，我曾对彤非说过似乎到了考虑离开的时候了。那一刻，我的心情应该是无奈多于本意，悲观多于理性考虑的。但是，离开，是不是会成为一种正确的选择呢？
在远野告诉我“我们还是做自己”的时候，我就曾想到过，或许积极的面对也包括必要的战略转移吧。恰当的场合做恰当的事，这是理性前提下的正确决断，至少它可以保障意图的有效实施。但是，它会不会算一种逃避的行为和给自己的借口呢？还有，就是手下的一群人，他们是那么信任我，甚至是依赖，我的另谋出路会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什么样的感触？
看看刚才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字，分明带着困境的危机痕迹，但也有着一种突围的决绝意志，而这能否成为一种选择离开与否的绝对参照值呢……
我知道，自己此刻是把两件事搅在一起了，摇了摇头，不想再用这样一个成了命题似的问题苦恼自己。
下班前，韦建超的司机打来电话，说杨子被大少支走干别的事了，让我别急，他送走书记后再来接我。
我说：“不用了，你不顺道。我打车走吧。”
电话那头便传来了一声叹息。少顷，是劝慰：“林总，你别往心里去……”
惑 50（1）
2003…4…15 朋友，早安！
将近十天来我与简志峰的通邮虽还正常，但不是那么顺畅。邮箱依旧固执着延迟的毛病，而其中有两三天空缺着，没有任何音息。有消息的日子，话比往常简短，内容多是面上的事，透着隐隐的躁动与不宁。我回复他的邮件，也不如以往那样从容了，在生病的日子更是无力做这件事。我心里明白，他的躁动与不宁可能与我有相同的理由，虽说遇事不同，但在一样的环境背景下，际遇可想而知，心情也不难体会。
今天早间，他发来了一封标题为《忙》的短笺，不同在于这精简的文字中透出了些许兴奋，这在近日难得一见。我看着，不觉也受到了些感染。
邮件中写到———
今天已4月15日了。这些天我尽管很晚到家，但无例外地还是要到网上看一看，看是否有你的邮件。但是，从11日我给你发出了《正常》的回复后，再没有见到你任何的消息。在忙什么呢？
这几天，出版总署的领导来省里调研，我作全程陪同，中间恐怕再没任何空当插入其他的事。其实，最近总署分了许多支队伍，先后来我省的就有四五批，有点应接不暇。不过，告诉你，我自己在这两天的调研中有所收获，了解了平常尚未了解的一些情况，这让我很快慰！
一会儿有会，先写这几句。
握手！
上班后一打开电脑便见到他这样的邮件，我没耽搁便及时地回复了他。
这些天，我对他的“忽视”，让他似有不知所以的疑惑。也难怪，习惯的交谈突然断档怎能不奇怪呢？我告诉他，自己在对付工作的难题，中间去了趟北京，但没说生病和这次的精神落难。还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