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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听他接着说道：“一种指导思想的确立，能延展一个出版社未来发展的空间。现在，虽然起步了，但也是立足未稳。特别是编辑能力的再造与提高，还要付出很大的心血才行。所以，发行的问题虽然是个裉结，但我不能不在编辑部与发行这两方面，做个先后取舍……”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于是接受了谢社长的安排。
分管编辑部后，我始终不折不扣地延续老社长的思路，着力打造着编辑部的实力。那段日子，工作是愉快的。最可喜的是，坚持与努力使社里呈现出拼搏向上的气象，工作氛围大有改观。而那期间，因“三角支架的稳定性发展构想”得到了谢社长和书记楚牧天的支持，在经营上，我们开始尝试多条腿迈进。其后便有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效益项目的双赢思路的实践，有了借力推进新课标教材立项以分解经济投入压力的选择，有了南华经营部计划的施行……社里的经济效益开始连续翻番，社会效益也逐渐显现出来。最让编辑们开心的是，出门再不会因羞涩而不敢承认自己是风华社的人了，从此也再没听到过“苇城还有一家出教育书的风华社啊”这样的尴尬质疑。
回想这一路走来，一拼就是十来年。不说其中甘苦只有亲历者才能深切感知，仅是当今仍处在爬坡过程中的现实，便人人知晓，这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而，仅仅是因为人的揪扯和利益权衡，风华社就再一次面临着考验。
想想，若近年来风华社没创造过那么瞩目的经济效益，没成为让人眼红的一块肥肉，那么，还会有今天班子调整中煞费苦心的一劫吗？还会有热衷于乱中取利的事情发生吗？然而，假若不是当初，我想，今天风华社恐怕连几年前的那度辉煌也难有吧。
说到底，事业重不重要，在一些官员心里，关键取决于欲而非取决于理。事情往往就那么难以说清，体制下造就的强悍的个人权力使一切都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而权威者的风范，规定了事物的走向和轨迹。识时务的人自是看得明白，中国人几千年来心理上本就畏惧权威，大众与民意有时并不像说的那么有力量。那么，即使有人不赞同当下的某种做法，却也不会站出来找不自在，更何况还有小人作祟呢！
看看原本不足为道的一些瞎胡闹，居然就有了一种摧毁一切既定努力的力量，我知道，眼前的麻烦虽说很小，但历次的经验也早暗喻了，想要逆转并非易事。因为小事其实不小！
我困惑，后面究竟会怎么样呢？
惑 27（1）
2003…3…22（周六） 理想主义者的哀默
近日来，我越来越对周末感到有种依恋了。在这时我才能感到自己还属于自己，能把一周的压力暂且放一下，让自己稍微喘口气。
已经有好几年没纯粹为自己过活了，惯性的驱使和做事过于投入的个性，使我忘了自己也有权利享受一种松弛、散漫的日子，以至纯天性的部分被挤压、缩裹得紧紧的，不知如何张扬。持续的专注导致慢慢累积着疲惫，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大的耐受力，还有多强的精神能源可供撑持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今天给自己放假，懒懒散散地休息一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这样为自己盘算着。可能是因为想到了乌托邦，于是脑子里划过了“理想主义者”一词。这个词曾经无比地辉煌，可现如今却让我有种久违了的感慨。思绪顺着这一点漫延下去，想到了理想主义者的激情，想到了它感人的强悍，然而，在那巨大的光环之下，理想主义者的脆弱是否有人关注过呢，还是根本就没人肯于正视？
躺在床上，脑子忽然闪现出一个很久以前曾对我有过重要影响的人———汤姆叔。
时间闪回到70年代末期———
军营绿色的视野，一切如同往常。我借军医学校最后一个假期回部队，想看看我离开了近两年的医院，看看我想见的人。从外面回来，感觉还是有点新鲜，穿越大操场时，我不经意地便把目光投向后勤部右前侧那片小杨树林。正值夕阳唯美的时刻，那片幼林沐浴着一抹金色，带着一种特别的生气。我被那炫目的光与色吸引了，也就在同时，我还看到一个同样披着光影的人的侧影。那人独自徜徉在小树林中，仅那特有的额头和棱角分明的剪影，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汤姆叔”。
我远远地站定，就那么看着他……
汤姆叔直至离休前，一直是师后勤部的副政委。认识他是多年前的一次偶然。那年月，大家都在学哲学，我的一篇读书笔记被选中代表医院参加师里的汇报交流会，稿子被指定交政治部理论组。奇怪的是，这次理论组的组长不是政治部的领导，而是一个刚刚从某处调回的后勤部副政委陈墨达。我到底是少不经事，没想那么多，当一个年轻的干事指指点点地说我的稿子需要如何如何改的时候，我有些不服气，认为那种理解有偏差，不是我的感受，于是径直去找组长陈副政委评说。
陈副政委在一间简单的办公室里正伏案写着什么，桌上堆着一些文件资料类的东西，散散落落的，使陈设显得颇有些临时感。我走进去，径直站在了他的办公桌前。他抬起头时有点惊异，好像没想到会有人出现在这里。
我很冲，说明了来意。他几乎是审视般地看了我许久，我觉得这人有点令人敬畏，或许是表情不那么柔和的缘故，也或许是他眉头间那两道明显的竖纹，一看就知道习惯皱眉头，还有他的嘴部线条似乎也太显个性了。这些都使我感到有点发怵，说不出究竟是什么竟让我一时间张不开嘴。
陈副政委这时低下头迅速地看了一遍我递过去的稿子，然后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好像是面对着一位主考官，心里有点乱，因为原本就知之甚少，那年代学哲学，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囫囵吞枣，我由于受爸爸的影响还算多看过几本书，但也经不住正式的考问。他没对我的回答做什么评价，只是在某一刻我似乎觉得他的表情有过那么一瞬的柔和，但我不敢确定。之后他在我的稿子上改动了几处，并删去了一些带感性色彩的句子，递还给我。我正正规规地向他敬了个军礼，然后转身出去。
回到理论组后，我把稿子交给宣传科的邢科长，他看过后没说什么，但刚才指点江山的那位干事却不屑地甩了一句：“那老家伙改的东西也作数？”
我一脸疑惑，在部队，上下等级是十分严明的，这位年轻的干事如此不敬，让人觉出了些不一般。邢科长示意我可以把稿子留下，然后送我出门。后来，我才得知，陈副政委曾被隔离审查和劳动改造了好些年，在50年代他就是师宣传科的科长，现在的师政治部主任还是他当年的部下。不久前，他刚被解禁回来，安排在后勤部当一个不疼不痒的副政委。听说，他原是军里有名的笔杆子，而遭审查的直接原因，是因他一篇影响很大的散文，说是有为什么人鼓吹和翻案之嫌，还有不健康的小资情调等等。
惑 27（2）
不管是什么，我直觉对他有种好感。也许是他的气质在许多人身上是见不到的吧，也许还由于他的才气或是被当下人们认定为有罪的那点“小资情调”。反正，我就是觉得他特别，觉得像一个谜，有想接近的欲望。也或许，还因为在他的身上我感觉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这有点像爸爸，是个有故事的人。后来，我就常偷偷去找他，说偷偷是因为他那儿比较敏感，有点门庭冷落，虽然他现已恢复工作，但许多人还是惟恐避之不及。
最初几次去他那里，他曾劝过我以后少来，话也谈的比较少，通常问问我在读什么书之类。但后来，我每次都事先想好借口，借讨教之名，硬是逼着他不得不多说些话，由此，我便听到了不少在当时那个年代根本听不到的真正理论。当然，我当着他也会发些牢骚，当说到一些令人愤慨的人或事时，小鼻子就不觉会发出“哼”的不屑或不满。
比较熟悉了之后，他不再拒绝我的造访，聊的话题也逐渐多了起来。我没完没了的追问本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我naughty boy（调皮的小男孩，而不是girl———女孩），说我的“小脑袋里不知都在想些什么，不安分”。当然，我知道他喜欢我的这点“顽皮、淘气”，那种天性中的东西。所以，也就欣然接受着他对我的这样一种特别称呼。他还说，我和他的小女儿一样大，但她此时却孤零零一个人待在遥远的兵团。我能了解，他见我时一定有种爱屋及乌的触动。
不过，说句私下的话，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