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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飞不信佛法，所以这个结论并不影响他以后看见一辆自行车倒下一样没看见似的走过去，有时候连“怕车主说是我弄倒的”的借口都懒的找。那时候他认为现在的人已不值得他去为之扶车，而至于立下不做本可不作的无意义的事的规矩倒很早，甚至在此之前——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些事的有无意义发生了变化而已，所以拒绝了辅导员给他的锻炼的机会。
辅导员叫人找他时他正在下棋，他奇怪被子打得并不算太坏，早操没去上也没被逮住过，想不出有什么是要叫他去，有点不得主意，只好马上就走。张开却硬拉着不让走，他总下不过于一飞，这一盘好容易要赢了，当然不依。
“哎呀，我认输了行吧。”于一飞对棋道研究颇深，知道象棋的三种定输赢的方法。第一次看到这些他深感好笑，但马上又想到纵然这么简单，如果没有规定便会有争执，觉得大长见识便记了下来。今天是着急要走，否则肯定会给他讲明白这是有根据的，而不是轻视，甚至还会把两种和棋的方法及先和和后和之分讲给他听，毕竟张开是朋友，不会嘲笑他知道得那么多。
“觉得干什么都没劲，空虚。”辅导员问他干吗总愁眉苦脸，象是忧国忧民，他知道那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而不是赞扬，在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里才是的。从人们讲“匹夫之勇”的语气可以判断匹夫应该是蠢人，最起码是可以被普通人看不起的人，虽然他对孔子那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分反感，但他认为自己学的是科学知识，不是孔子的东西，应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绝对比匹夫强。而且现在时代已经进步了很多，人也都远离了那个时代而成为进化的人，所以就连小人物忧国忧民也成了一种无聊的行为，这显然是句笑话。家庭的富有使他做事讲话总是有恃无恐；却也使他没有了学会撒谎的前提，便照直说了出来，是空虚。不过他也总觉得骗人是没有必要的，确实由于老实造成的损失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不值一提，而这些小损失的累加最终导致他提前宣布了大学的失败倒是他所未料及的。
“这很正常”——中国人历来讲究中庸之道，总视不正常为危险或可怕，所以常拿正常来安慰人——辅导员笑了笑，点了一支烟，还问他要不要，他迟疑了一下说不要，听他继续说下去，
“年轻人嘛，对一些现象不能理解或由于对自己的期望过高却不能得到认可而引发的不满心理，对现实感到无所适从或种种空虚都是不奇怪的，但关键的是怎样在这中间把握自己——这种空虚与迷茫就好比人生道路上的迷津，有人从此走向辉煌，有人却就此沉沦了，不同的人就是在这一个个迷津中由原来相同的人分离出来的。至于那些不明白的事，走入社会就会慢慢的明白过来的……”于一飞没有再仔细听下去，他并不反对给他做思想工作，还经常找着人给他做，但他认为思想工作就是要给他讲明白这些问题，他们却总把这些推给时间和社会，让学生把问题带出大学，这是他们的失职。
辅导员是行政人员，平时做的都是实际工作，这样的话讲不出许多，也觉得没有用处，很快便转到了实际问题，他说现在正是学生干部换届的时间，问他想不想做点什么工作。也就是说要给他个官作，于一飞颇感意外，但对自己的能力的相信使他没有对此作更深入的分析，辅导员是为了报答高教授对他的关照，从而继续关照。闲的没事了去作官，这与中国的“学而优则仕”的祖训是相违背的，于一飞倒也不是因为这而不愿意做这件事，只是他还没有想明白以后怎样个活法，就这样冒然接受显然是不合适的。
下面辅导员分析了班里的干部有实权但累；学生会的干部无权但轻松，生活部……文体部……，宣传部是最忙的，但需要一定的能力……他一直在想着要怎样推辞这件事合适，连辅导员把“宣传部需要一定的能力”的“能力”二字咬得特别重也没有注意到。
他不想说自己没资历或能力，又不能说认为这些事没有意义，只好说现在还没想过这些事。辅导员颇感诧异，他感觉这小子还是不错的，却连这样的机会都不要，但他知道没有搞清楚别人的心理之前便冒然建议什么是肤浅的，便又点了一支烟抽起来。“那样也好，”把那支烟抽了半截便插在烟灰缸里——显然是没多长历史的烟民，“现在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把成绩搞好，以后考研也是很好的——你准备考研吗？”
“不，不准备考，”于一飞坚决的说，见他奇怪，又补充道，“我认为上到本科已经够了，不想再学了。”
“学无止境啊，年轻人。”
“既然学多少都是不满，学那多干吗。”他把学分为满和不满两个状态，显然是受他们的考试只有重修和通过两种情况的影响，辅导员哈哈大笑起来，他第一次听人这样解释学无止境，从此再也没对人说起过。
回去之后他给张开说了这件事，张开对此不以为然，“先弄来再说吗，”他说，“现在先弄来了以后不想干可以扔，现在扔了以后想干就弄不来了，现在不干，也应为以后想想嘛。”
“为个屁以后，现在就是生活，人总是想这以后，到临死了还在为以后，一辈子什么也为不着。”
“你还研究个屁礼仪，说话这么粗陋。”
于一飞是在研究中国礼仪，但说出这样的话也并不奇怪，研究是想弄明白，这是一个纯正的的学者的心态——神秘感驱使的行动，并不一定要用它来指导生活，就向银行的人总是数钱却不能拿来花一样。所以在兄弟们中间说句脏话是很平常的，这也是他显示并不清高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他从不在女孩子面前说脏话，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绅士风度，而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到女孩子面前就被吓住了。他也不是为了寻找世风日下那些是古非今的证据，事实上他根本就不认为那群做人下葬时的主持人或吹点丧曲的人所讲的那些话是造就中国古代辉煌的原因，恰恰相反，他认为是这些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从而导致了今天的落后。
他从“人道经纬万端”到“故厚者……大者……高者……明者……”把这篇文章读了个遍，也没弄明白中国古人的礼仪是个什么样子。又把诸葛亮骂死王郎的那段话反复读了好几遍，也觉不出一点生气来，反而觉得“皓首匹夫，苍髯老贼”这样的词儿挺有气势，甚至觉得有点好笑，奇怪王郎为什么就死了，莫不是诸葛亮当时用了什么妖法。当然他知道自己觉不出来是因为羞耻感比古人减少的原因，也便感叹自己已经远离了中国礼仪。
但他不认为自己错了，便继续寻找证据，无如图书馆的资料太少，能找到的几本和礼仪有关的书也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结论，就象一个函数已知点太少了，他不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画一条清晰的礼仪曲线以观其全貌。最后他终于从《史记》中找到定公十年春，孔子曾因歧视狄夷之乐而大开杀戒与其仁义道德不相符而认定其不好，从而原谅了自己的越礼也原谅了世人。
但他却奇怪那些老师好像挺重礼仪，按说传统的变化也不至于这么快，从老师到学生仅仅一代人功夫便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如好多老师看到学生在课堂上讲话总想靠委婉的批评“等你们说完了我再讲”来制止，但学生一般都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即便老师大发雷霆也不在乎。有的老师误了课或迟到总要给学生道歉，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对很多学生来说老师讲课就象只能收住一个频道的电视上的广告一样不听也不行，听完了讲谢谢才是应该的。曾经真的有一次一个老师说自己的病又犯了，还没来的及讲对不起时有一个学生已经大声叫出好来，弄得哄堂大笑，那老师恐怕从此对自己的课失去了信心。
于一飞并不因为古今中外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先例而说其不好——他还是十分推崇创新的，但不论怎么说在别人——即便不是中国的老师——生病时大声叫好确实是一种不友善的行为，这是于中国人还在炫耀的礼仪之邦不相符的。但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