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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儒学普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隋唐时期建立并完善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持续了1300余年，对古代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影响巨大，尤其对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五代承接唐代遗风，虽战乱不休，但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依然比较繁荣。两宋时期的文化教育更加兴旺，文人受到的优待在历史上空前绝后，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更加普及。唐代和宋代的诗人群体非常庞大，诗歌创作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诗宋词，双峰并立，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峰。这个时期，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刘禹锡、李贺、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杨万里等大诗人，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因此，这一时期不仅是诗歌极度繁荣的黄金时代，也完全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黄金时代。
受隋唐两宋影响，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也十分推崇儒学，汉化程度很高。其诗歌教育也十分普遍，出现了较多的诗人。特别是辽国和金国，还分别涌现了较大规模的诗人群体，其中出现了几位成就不凡的女诗人，其诗歌教育成效十分显著。
第一节隋代的诗歌教育
581年，北周勋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军渡江南下，一举灭陈，结束了长达360余年的分裂状态，再次统一全国。隋文帝提倡节俭，励精图治，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二十余年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隋炀帝为满足荒淫享乐的欲望和开拓边疆的雄心，在全国统一的基础尚未牢固的情况下滥用民力，暴虐无道，激起各地农民大起义，隋王朝迅速瓦解。隋朝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618年，隋朝灭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世家豪门子弟中选拔，许多才华优秀但出身低微的读书人很难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级官员，形成了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种状况严重扼制了优秀人才的成长和任用。为了改变这种弊端，587年，隋文帝下令实行新的用人制度，设立秀才、明经两科，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房玄龄、孔颖达就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废除士族制度，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优秀人才。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由此开始。科举制度的实行，为有才学的读书人进入各级政府机构任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因此，极大刺激了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隋王朝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隋文帝设立了国子寺，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内设祭酒一人，总管中央官学的教育。隋代的中央官学实行分科教学，《毛诗》是五个专业之一。隋炀帝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隋朝由于立国短暂，在文学方面建树不多。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都有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杨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备，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赠薛播州诗》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感慨，风格雄健苍凉。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如卢思道的《采莲曲》宫体气息甚浓，而他的《从军行》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更为人称颂，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诗多以富丽精巧见长，如他的名篇《昔昔盐》写传统的闺怨题材，以抒情委婉细致著称，“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称道；而他的咏怀诗《渡北河》则慷慨有力，风格大变；他的小诗《人日思归》词浅情深，传诵千古。孙万寿有《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诗，长达四十二韵，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盛传一时。
隋炀帝杨广颇好文学，他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文人学士。即位之后，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宫廷文人，文风绮丽，多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之作。杨广的某些诗篇还有可观之处，如他的一首小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意象安排巧妙，画面富有情味。但杨广又非常自负，疾贤妒能，当时文坛领袖薛道衡就死于其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载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倡导有助于诗歌的兴盛，但他在文学上的自负自大和妒忌杀人，又给诗歌的发展带来重大的伤害。
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当时社会普遍爱好诗歌，一些诗人的名作曾传诵一时。如薛道衡诗名极著，《隋书》本传记载：“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述了薛道衡出使江南作《人日思归》的故事：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不仅如此，当时还流传着因擅长作诗而免罪的故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就记述了这样一则与杨素有关的故事：“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隋朝的诗歌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传统的《诗经》教育不仅在官学正在得到极大的恢复，在私学里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吟诵仍是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这时出现了用楚声读《楚辞》的现象。《隋书…经籍志》谈到《楚辞》时说：“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并载释道骞《楚辞音》一卷。这就是说，当时诵读《楚辞》这种韵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调，而且递相传授。以擅长这种读法著名的释道骞，还写成专著《楚辞音》。
隋末学者王通，学问渊博，号“文中子”，终身不仕，致力于聚徒讲学，闻名天下。他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诗人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他的主张对儒家诗教传统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节唐代的诗歌教育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唐朝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疆域广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是科技、文化、商业、建筑，唐朝均处于世界前列。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洛阳、扬州、成都都是闻名的商业都市。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唐代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全面繁荣，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成熟，文化艺术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宦官专权、军阀割据和黄巢大起义导致唐朝衰亡。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唐亡。
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国力的极度强盛，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统治阶层的多元化，思想控制的相对宽松，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再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而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唐代政治气氛宽松大度，在李家统治的二百九十年内，文人中没有发生因文字触犯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