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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维新变法期间，西太后维持权力的最大依据就是 以母子关系为基础的孝道，她的这个孝道里，明显包含着你的一 切都是我给你的这种賜予心理，由于这种心理作怪，就形成这样 一种怪囤，西太后认为光绪的权力是她陚予的，没有她，光绪什 么都不是，因此，光绪就不应该不听她的话，可是如果事事都听 她的话，那么也就等于没有把权力陚给光绪。出于种种原因，西 太后自己全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圉的意思，光绪自然也没有这个勇 气，向西太后指出这个貌似有理，实则荒唐的悖论。维新派在事 情过后，痛定思痛时虽然指出了光绪权力并非出自西太后的道理， 但在当时，他们也同样碍子这个让人难堪的孝道。康有为亡命之 初，康有为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说：“然我国之帝厂〖，犹贵国之有 194
公武也〖即日本的天皇和幕府^笔者注〉。帝后之隙已深，亦如 贵国万无公武合体之理。然贵国公武异处，而我则帝后同居；贵 国王室与幕府，犹有君臣之分，我朝皇上与两后，当牵母子之名々 同居则行事甚难，假名则群臣易感，既猜忌甚至，故布置甚难。”〔1〕 实际上，当时的康有为在这孝道的大名目下，也难有作为1到了 最后关头，孤注一掷想借军事冒险兵围頤和园，本是理所当然的 反击之举，但事后却讳莫如深，不敢承认。
I变法的授权到底出自于谁？按法理应该是制度，皇帝有理所 当然的权力。但在当时，西太后却坚定地认为这种权力的合法性 依据出自于她的授权，而光绪并不否认这一点，因为他多次去讨 这种权力，维新派也不敢甘冒“离间”人家母子之“大不韪”来 否认这种授予关系。西太后发动政变以后，也从不否认她曾允许 光绪变法，而只是谴责他胡闹。这样，就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很 不合理的逻辑：既然变法的权力是西太后授予的，那么她就有权 收0。最为可悲的是，在政变发生的时候，民意民情基本上是倾 向于西太后的。由于对变法的隔膜与反感，使他们忘记了光绪作 为皇帝的合法权力，反而认为太后的决定才是合法合理，权力的 合法性依据很扭曲地得到了民意的认证。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作为传统社会的当时的肀国，权力合法 性依据的标准是混乱的，因为权力的传递与传承的规则就是混乱 的，合法性依据既有民意因素，又有制度因素，还有实为因素和 伦理因素（直到现在，人们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有权者的父亲或 母亲可以支配有权者行使权力〕。这个问题的解决，恐怕也有赖于 社会的逬化。
I： 1〕《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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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百姓3艮中的“康党”
“康党”是顽面派賜予维新派的蔑称，不过康门弟子却对此自 承不讳，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吾侪亦居之不疑也广〔1〕在上个 世纪之交的那些个年月，几乎所有怀有救国救民之志的知识分子， 至少从思想感情上，都有过“康党”的身份。那是个“康党”独 领风骚的年代，后来很风光的孙中山的革命党，在那时非特没人 理睬，而其自身也没完全断了改良的幻竭。
以往说到维新派，学术界总习惯于将之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 级联系在一起，视其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每逢提到戊戌 维新，总要先行陈列一下中国当时那点拿不到台面上的民族资本， 进而将维新变法的失败，归结于这个阶级的稻嫩和不成熟。其实，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与中国当时寥若晨星的 民族资本家，实在寻不出太多的关联。埋头创业的商人们的多数， 对政治运动毫无兴趣，生怕被牵连致祸。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 时至多不过是一种半成品，还谈不上自己的要求和呼声。康有为 和他万木草堂的弟子们，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在中国许多＇^史时 期都存在过的异端派士大夫，如王充、范缜、李贽、黄宗一、顾 炎武、颜元等等，但特殊的时代賦予了他们特殊的学识和见地，使 他们的思想中有了生剥活吞、消化不良的西学成份。但是，如果 没有甲午战败，没有甲午战后瓜分中国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势，万 木草堂的师生们大概也与他们的先辈王韬、冯桂芬等人的命运相 似，只好著书立说以终老，未必有机会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党”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改变中国命运） 的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特别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家和政治
〔门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I《饮冰室合集》文集上，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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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急于报仇雪耻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称能在十 年走完西方之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的“狂人”。
作为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者，维新派的确“狂得其所”，一支支 毛锥摧枯拉朽，涤污荡浊，振聋发联。但是在那个时代，被时务 体妙文所唤醒的只是那些有心救国且思想开化的士人，而老百姓 的大多数却依旧被文化保守主义的迷雾罩住，他们虽然痛恨外国 人的侵略，却只幻想回到过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绵延 几十年中打洋灭教丰积累起来的仇恨，在变法运动的时候达到鼎 沸，农民对西方的敌视，使他们连带着对一切向西方学习的行为 表示不解和反感。在变法运动期间，农民对变法表现出了惊人的 冷溴和并不惊人但也非常明显的敌意。
老百姓与维新派之间是相当隔膜的。长期以来，统治者一向 执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肉食者谋的政治也 许最忌讳的就是让老百姓了解真相。所以，老百姓除了交粮纳赋 之外，一般很少与政权打交道，打官司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X 论是朝廷的党争，还是政策的变化，只要不在赋税上有所反应，老 百姓总是漠不关心，同样，他们也不太清楚朝廷政争中的正义和 不道德，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了解真相。老百姓对忠臣义士的同情 心，一般只寄托在戏台上人物身上。
一般老百姓实际上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 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也许是由于时间持续得不久，而且也没发 生战事，更关键的是维新政治几乎与他们无涉，所以，在近代历 次重大事件中，维新运动在农民中留下的印象最为淡薄/一位研 究者写道：“查一下渐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 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的太平军的活 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 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一、‘南洲门设站、二、‘夏五 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三、‘匪贼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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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民宾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1〕维新运动搞得最 红火的湖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杯么实际利益〈这也是难免的〉，所涉及的各 方各而，大都一时与老百姓不相干，所以没有什么人会把维新变 法当成“大事”。
在某些情况下，老百姓还对变法有些不满。北京的维新政策 有些确实损害了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如为整顿街道，下令禁止在 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西河沿，甚至禁止店铺悬挂 招幌，违者笞罚，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2〕这些被驱 赶的小商小販和被妨害的店铺主人显然不会对变法说好话。改科 举废八股之举，应该说是断了相当多的贫寒士人的人仕之路，改 革对他们的损害显然要比乡绅子弟大得多，因为他们缺乏经济能 力改弦易辙。获得西方式的教育（这种教育费用高，而且新式学 堂多设在城里，更休谈留学。〕。改淫祠与寺庙为学校之举，在相 当一部分农民眼里，几乎是与洋教的洋鬼子干的勾当相差无几。据 时人记载，变法运动中“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 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