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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论的尺度
其实，在维新运动中最令康梁诸人难堪的，往往不是他们能 力的局限和改革的阻力，而是他们一身二任这种境况两种角色之 间冲突造成的问题。作为启蒙思想家，他们的言论尽可以激烈一 些；出袼一些，无论怎样危言耸听，煽动士民都是合乎情理的。因 为启蒙思想家的角色本身就是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打动人心，争取 群众启迪与教育群众。角色要求他们无论情势如何都要发出声音 来，必须扉利地抨击时弊，渲染时局的困境，民族的危机，鼓吹 变革，对于新学不仅要介译引进，而且还要大力为之宣传与颂扬。 就是由此面被捕人狱，也是这个角色内涵中的应有之义。启蒙思 想家不是不需要考虑策略，但策略的考虑主要是为了保证他能够 出声音，出不来声音，这种角色的生命也就完结了。严格地说，启 蒙思想家的言论尺度的限度并不取决于统治体系所允许和容忍的 范围，而主要取决于当时公众的接受程度和道德文化限度。为官 方不容乃至嫉恨的启蒙思想家在世界各国屡见不鲜，被捕、放逐 乃至杀戮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但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因此面消失。
〔1〕《戊戌变法》（四、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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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如果官方不允许思想家们尽可以利用租界、 港、澳来发表思想，传播观念，地下的流通渠道无论是谁也控制 不了的。当然，如果能利用合法讲坛合法渠道，这是要尽可能地 利用，因为合法途径的传播而还是要比非法途径大得多。
但是，政治家或者说政坛上的操作者们就不同了。无论是传 统政治还是近代政治，政治家都不能随便说话，更不能率兴而为 随意表达自己的本意、真意。这样做，就意味着会葬送他的政治 前程。在传统政治，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中，随意说话更是大 忌中的大忌，犯忌不但可能丢了前程，还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清 代的三朝元老曹振镛的为官名言“多磕头少说话”，如果剔除明哲 保身的内涵，倒也是为政的要诀。退一步说，就是我们不理会曹 振镛的官诀，在传统官场中的正人君子中，少说话多做事也是一 种美德。说得多的人，即使他干得也不少，而且说得也都是有益 有用的话，那他也可能会讨人嫌。中国传统政治氛围中最受欣赏 的是那种不露声色运筹帷幄的智者形象9
当然，中国传统政治的操作者并非没有声音的哑人，他们也 要在官场上说话（以公文邸报和其他形式，虽然不是演说和答记 者问夂但是他们的声音并非（至少不完全是）是他们的心里话， 他们的声音永远是策咯的奴隶。一个中国传统的政治家心里想的 事情，甚至于他的理想，不到环境、时机允许的时候他是决不会 吐露半句的，他所说的往往是违心之言，或者说，是合乎当前政 治需要的话。
严格地说，中国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一般老百姓除法令文 告之外听到的就是圣谕广训。进人近代以后，虽说外国人掺合了 进来，但是中国政洽的运作形式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只有极少数 人，如奕诉、李鸿章才在极少的场合与外国记者谈过话，而且这 种谈话也是发表在外文报纸上，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可能知晓。政 治依旧是黑幕重重，人们所能看到的，还只是邸报和京报上的官 114
样文章。
康梁登上政治舞台后，情形大变。他们以改革者的锐气打破 了传统政治习惯，一群人（尤其是梁启超）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 表文章，以宣传家和启蒙者的姿态向国人公布他们的政治主张、政 治设想，宣传从西方窃来的思想和观念。梁启超声名雀起，“通邑 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但是，正当梁启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鼓 荡败风美雨的时候，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摆在了他们的 面前，相当一些立场和态度居于改革和保守之间的人们，并不是 将康梁当成启蒙思想家来看，而是把他们当成变法政治的操作者， 他们习惯性地把梁启超所说的任何主张都当成他们变法实践中早 晚要落实的事情。而一些顽固派又抓住维新派的种种“非君” “非 父”之言，大肆鼓噪，弄得好像明天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就要降 临了。显然，这种西化的前景对于长期生活在传统社会，耳濡目 染圣贤之道的广大士人来说实在是有些骇人听闻。康门弟子在上 海办《强学报》，在封面上赫然印着“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 年”的大字，并列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前，同时刊出《孔于纪 年说》一文，公然主张采用孔子纪年。这种事情会让一般落后士 人以为是“改正朔”；而满人见了更会受剌撖，因为他们会敏感地 以为这是对满渚统治正统性的否定〔事实上后来革命党人卍是用 “黄帝纪年”来表达这个意思〉。结果连强学会中的“一二俗士闻 之”，居然也“舌挢汗下色变，惧祸将及己，汲汲请除名，曰：是 不奉今王之正朔也。”〔2〕其他依违西端的士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其 实；“孔子纪年”比起后来《时务报》、《湘报》及时务学堂的种种 言论与文章来，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后来“愈出愈新”的议论，兴
〔1〕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
〔2〕粱启超：（：纪年公理下》，《溁议报全编》，畚4，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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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开议会、讲民主，排满，改服饰甚至改良人种等等，的确 吓坏、吓退了不少人。梁启超后来回忆他在时务学堂掌教时的情 形时说：“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今诸生作札记，而 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 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儿与之俱化，此四 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巳。此四十份 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 遂流布人间（这里的报就是粱作的批语^笔者注、于是全湘哗 然，成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翻人心而转之，而诸生 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 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 生语者，徒非醉心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 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有不 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广〔1〕如果粱启超仅仅是个祐人或 者是教育家，发这样的议论，那些落后或中间状态的士人不过是 将之看成王韬一流的名士或者怪人，虽然不值不屑，但还不至于 “哗然”。而他们作为变法中坚，落后舆论对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而御史们的弹章交递，事实上也是把他们视为“新进之权贵”的。
三、民权的屁股
康梁与洋务派张之洞集团关于《时务报》之争，以往的论者 总将之视为维新变法时期两种辂线的斗争，是洋务派欲将变法纳 人他们轨道的阴谋。甚至把粱（启超〕汪（康年：）之争说成是张 之洞赶走梁启超控制《肘务报》的一着祺。现在看来，这样说显 然是有些过分广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因为张之洞是名 声不太好的洋务派，还镇压了自立军起义，就将戊戌政变前的 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说得那么黑暗以至险恶，其实并不符合
〔1〕《戊戌变法》（四：），第254页 116
历史实情。
先说《时务报》的汪、梁之争。据梁启超当时的说法，他与 汪康年的矛盾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因为汪经营不善，“销报至万 份，而犹不免亏空”。二是汪氏仲昆把持报馆，重大事务不相通报； “因为经理之人，同居董事之列，而去年一年，报馆新来之人六七， 未尝一告，乃至曾敬贻定两年合同，必不许弟略知消息，且以此 市恩于重伯，是弟在报馆为雇工人久矣广三是汪康年对康有为颇 有反慼，“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控醅（苦）南海先生为亊 而“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2〕显然，第二和第三项的 不满，才是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这里头既包含了办报主旨之争； 又包含了汪康年等人对康有为个人为人作风的不满（有这种不满 的人决不止汪氏兄弟，当是章太炎也是一个、还有士人中原易产 生的地域冲突。罗振玉回忆说’《时务报》主撰述中有人“以私意 忿争，致挥拳相向，杭人某伤粤人某，于是杭粤遂分党派，渐成 水火”。〔3〕后来，梁启超回忆这段龃龉对，又把账直接箅到了张之 洞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