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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
〔1〕4戊戌变法）（四、第216页。 〔2〕《戊戎变法》（四：），第217页。 〔5〕《戊戌变法》（四：），第236—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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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不振。四十年后，中东（即甲午战争^笔者注》事已，益 愤而叹国人之充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 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梏究，当自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 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 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貶，不为个人私利而貶，庶愿可达而志不丧。自 计已决，义无反顾。”〔1〕
二、学习日本，东学之渐
“东学之渐”的说法来自于孙宝琯的《忘山庐日记》，它十分 恰当而有趣地概括了甲午过后中国出现的学习日本的热潮。
“以敌为师”这种做法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但十 分明确地放下架子，大张旗鼓地形成一种学习的时尚，却是在甲 午以后。在大失面子之后中国人也就不要而子了，顽强的实用理 性再一次占了上风。
学习日本是战争再给中国人的一个礼物，当时在中国的外文 报纸这样说道：“战争和賠款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曰 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2〕清末民初文 名大著的小说家包笑天，甲午时是苏州水乡的一位年少秀才，他 晚年回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仍旧生动如昔：“那个时候，中国和 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 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 藏在中囯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 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
〔1〕张謇：《大生沙厂股东会宣言书I《铱季子九彔丨实业录X
〔2：！^ 4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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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1〕这种“为什么”在当时大 多数士人心中都有。不过答案也是很明确的，一时间过去十几年 零零星星片片断断关于日本学习西方，“脱亚人欧”的种种事象逐 渐明晰起来，以前被我们讥笑的一些事情，比如日本人不伦不类 地学穿西服，吃牛排，现在都有了不寻常的意义。结论自然是：以 敌为师。
不过，从极度的看不起到由衷的佩服，而且在刚刚被迫签订 城下之盟的情况下，低下头去拜胜利者也是无理蛮横的侵略者为 师，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这个时候也恰是日本人极 其狂妄的时候9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说：“在中日甲午战争 0894—1899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 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 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厍中国人为‘湥Ч�
在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的时代，国际上的 道义是不被人看重的。这种对中国人的轻视，实际上是当时日本人 的普遍情绪。在这种情形下向日本学习，所受的屈辱将是加倍的。
这时中国士人之所以要学习日本，首先是由于日本是一个颇 具可比性的成功榜样。日本的战胜说明了它的强大，而它的强大 则说明了它学习西方战略的成功。在那个时代，尽管中日两国是 一衣带水的近邻，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 解却不多，理所当然认为中日同文同种，历史文化背景相近，日 本能成功，中国“循迹而作”，自然也会成功。很少有人注意到日 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某些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不过，在 学习之初，有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只能随着学习的深人，才 会逐步意识到两国的差异。
门〕包笑天：《剑影楼回丨乙录I笫145页，香港大华出饭社，19”年。 〔2〕实薷惠秀1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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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学习曰本的热潮中，日本的经验最为中国人所看重， 大家最关心也是最想知道的是日本“变政”的经过和内容，所以 这段时间最先流行的是《日本国志》和《明治维新史》这样的东 西。在这方面，孝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康有为的话，在他看来，妒 国要想由弱变强：最方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取法日本。曰本就像 中国维新的向导之卒，測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神农，识途 之老马，“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 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木之良规，悉 发现于我神州大地矣。” 正因为如此，康有为详尽而不无某改地 编辑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经过的《0本变政考》，逐条、遂事地向 光绪介绍“日本经验”。这本书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他和他的长女康 同薇一同收集的原安之的《明治政史》、坪谷善四郎的《明治历 史》、和木村芥舟的《三十年史》等日本史学著作和黄遵宪的《日 本国志》，
学习日本的第二个目的，是想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更方便地 学习西方，更实用地单握西方。甲午后第二年，光绪在一份上谕 中说：“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 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宇 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径日本择要翻译，刊有足本，、何 患不事半功倍。”这段时间大量的日本翻译西方的著作被再次 翻译成中文引进，不少士人还积极地学习东文（日语〉，力求直接 阅读0文书籍，由于那个时代的日文汉字颇多，如果不追求所说， 仅仅是阅读，很容易达到目的。当时黄遵宪、孙宝瑄还有孙治让 等人都变成了 “东文通”，孙治让还打箅办一个“东文馆”并托人
^ 1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3页。 〔2〕《戊戌变法》（二）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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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一华友樁通东文者为教习/…〕康有为自己虽然不学“东文”， 却让他长女康同薇学。并由她协助于189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 据统计，在丨—1889年间，从口文翻译著作占总翻译著作的 15。15^，而1902 —1904则达到占60。2外。〔2」而在中间间段的 1895—1895年，可以肯定只会比15。 1兴的比例高。这段时间被介 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中，有不少是从日文转译的，有些还出自 日本人的再编辑，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冈千仞的《米利坚 志》等等。康有为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大力引进“布学”，是缘于 他1879 —1880年间他的两游香港，那时他邂逅一乡人陈焕鸣，陈 氏精通英文才华出众，曾受聘任中国驻日公使馆英文翻译，后弃 官隐居于香港。他在日期间，收罗了不少日本所翻译的西学书，这 些书籍被应邀至陈家的康有为看到。于是“吾（指康有为^笔 者注〉于君所见日本书目，乃惊日本之治学，而托买群书。自幵 译局后，请译日本书，派游学，因缘实自君来也/夂”在那个时代， 康有为的确是名符其实的早慧者，有这种“先见之明”应该是情 理之中的事々
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日本渐，也在这个时间开始涌浪，由于 费用低，交通方便且文字相近，去日留学从一开始就有迅速上升 之趋势，这一趋势虽然被政变和随后到来的庚子之变打断，但未 几就达到高潮，1905’⑶06年间，留日学生攀升至万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引进外加游学的东学之渐中，大量 的由日本转口的西学名词进人中国。湖南名绅也是劣绅叶德辉曾 抱怨说：“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 之波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
〔门《汪康年师友书札》，口）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76页， ^ 2〕《剑桥晚清书国史》下，第409页，
〔3〕《南海先生诗集丨延香老屋诗粲》，上海广智书局^ 1911年，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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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1〕不错，令老学究们头痛不已的 新学的名词概念，相当大一部分都来自日本的转口。诸如科学、经 济、政治、国家，社会阶级、主义、政党等等，有的名词引人还 经过一番曲折，比如“经济” 一词用来对应&：0110017，在时务报 1896年第十四册的一篇文章《日本名士谈经济学》中已引进，但 接下来却又极力回避，因为经济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表示的是 “经国济世”，为怕引起误会，时务报一段时间内尽可能用资生、生 计、平准、理财等词来代替，可借都流行不起来，最终还是回到 “经济” 一词来，以它来对应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