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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分配站领导：
我是一个判了二十年刑期的犯人，入狱前是个学生，家里就我这一个儿子。父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身体又一直不好，如果我在离武汉市较远的地方服刑，我很担心年迈的父母会在去探望的路上出意外，请分配站的领导能够体谅我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能否能把我分在离武汉市较近的地方。
同时我希望刑满后能有一个正当的谋生手段，因此也盼望能去一个可以学到一技之长的地方服刑，如果有可能，是不是也能考虑一下我这个愿望。
谨呈分配站领导
犯人李乾
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有了反馈，大概是在这里这样的报告非常少的缘故。当天下午就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的北方口音的中年人打开铁门问：
“谁是李乾？”
“报告干部，我是李乾。”我连忙过去说。
“你的报告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后说。
“谢谢政府干部。”这话我是发自内心的，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打听到此人是分配站的崔所长。
人必自助天才助。
汽车很快到了目的地——白沙州新生汽修厂，这是一个不大的劳改工厂，就在长江大堤边，离市区不远。全厂有三百来号服刑人员，分成三个中队，一中队是汽修中队，主要是承接外面来的汽车大修。不论学技术还是生活环境，一中队被认为是最好的。二中队是铸造中队，主要是搞解放牌汽车发动机的三大件：缸体，曲轴，飞轮盘及凸轮轴、连杆等的铸造，劳动环境较差，在二中队服刑的多为政治犯。三中队是金属加工车间，二中队出来的毛坯在这里加工为成品，同时也为一中队的汽车修理服务。我被分到三中队，学车工。
犯人宿舍是一幢二层半的楼房，三中队的宿舍就在一楼，一个大通间，两边是用角铁焊成的双层大通铺，一百多号人的被子颇为整齐地摆放在上面，每个铺位前都写有名字，我站在那里等小组的组长来安排我的床位。
收工了，陆陆续续有人回来。
“有新犯子来了，么案子？”一个小伙子进门就问。
“运动案子。”
“运动案子？那个学校的？”
“红旗中学的。”
“红旗中学的，是不是叫李乾？”
“是。”我心里为自己的知名度有点小小的得意。
当晚我穿着一身刚领的劳改服，土灰色布料上面印着醒目的“劳改”二字，第一次参加的晚上学习就是一个联组会，在车间的龙门刨床旁，四十多个光脑壳坐在那里。已经有好心的朋友给我打了招呼，说劳改队的情况复杂，你刚来，不知深浅，要少说多看多听。我已作好准备不说话。
大组长看了看挂在墙壁的钟，大概时间差不多了，站起来主持这个会。
“今天是一个联组会，为了加强对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批判火力，请示指导员同意后，除大件三个组外，车工二组也来参加这个会。反改造分子陈新安自去年投入改造以来，消极怠工，散布反改造言论。多次公开说他二十年判重了，在犯群中煽动对政府不满，我们积极接受改造的广大犯群决不答应。”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站起来！”这时有人高声喊。
“陈瘌痢站起来！站起来！”有几个人跟着起哄。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从他的气质和习惯动作看，大概是从农村来的，脑袋上的头发是比常人少一点，怪不得有人喊他瘌痢。
“到中间来。”有人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他扭动身子朝前走了两步。
“你还不服气？跟老子站好！”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人上去修理他，一脚踢在他的腿上。
“把脑壳低下来！”有人上去把他脑袋往下一按。
“下面揭发批判开始，举手发言。”大组长大概认为气势已经造起来。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有次吃饭的时候说凭什么判我二十年？凭什么？你自己干的事你不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你都敢吊儿郎当，散布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在外面你什么样的事做不出来？像你这样的家伙，二十年一点都不冤枉，要我来判起码要搞你个无期。”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说。
“你只说我，你还不是说你十年判重了？”看来这个陈瘌痢也不是盏省油的灯。
“我么时候说了的？你造谣。”那中年汉子连忙反驳。
“陈新安你嚣张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份？你再不老实我们要求政府把你镣起来。”大组长及时一记重拳让这个陈瘌痢不敢再开口了。
“为了蒙骗人，这个家伙假装积极，有次中午他说他来加班，我对他有点信不足，过来一看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问他刨刀对了没有？他说对好了，结果我一检查，他多进了两个毫米，他要是一开床子，这两台缸体就报废了。陈瘌痢，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搞破坏？”有人接着发言。
我看见这姓陈的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又想开口，但最后还是把嘴闭上了。
“我要求发个言，我首先承认自己的一个错误，上个星期五我老头来看我，本来不是接见的时间，政府干部看我是外地的，还是让我见了。我趁干部出去有事时，找老头要了十块钱藏在送来的衣服里，然后把衣服塞在板凳里面，我违犯了监规队纪，在这里向政府和同改们检讨错误。哪知我把板凳放在宿舍里到车间来干活，收工回去时，钱不见了。值班的讲就只看见陈新安回去过。这钱十有八、九是他拿了……”
“不是十有八、九，百分之一百是他偷了，刑期长又不认罪，肯定有逃跑思想，偷钱是为逃跑做准 备……”这个人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就有人接上来了。
“你瞎说，你说我偷钱，有么证据？你可以到我柜子里去搜，搜出来了，加我的刑、枪毙都可以，搜不出来怎么办？”那个姓陈的有点急了，看来偷钱准备逃跑的罪名他有点扛不住。
在大组长的示意下，有人上去把陈瘌痢的头往下按，不许他说话。
“你狗日的还敢骂人，哪个瞎说？首先要打你的态度，我们搜个么事？我们不搜，要你自己交出来，你不交我们有办法治你。”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说。
发言的一个接一个，揭发他好吃懒做的，揭发他爱占小便宜的，揭发他在背后漫骂政府的，在一个又一个的揭发批判面前，这个陈新安有点蔫了。
我听了半天，感到时光在倒流，怎么听着这些发言就想起十年前抓反革命的语言，这和我在这九年里的思索所逐步得到一些认识大相径庭。前几年从一所到京山还认为是从监狱到了炼狱，回想起来那只是从物质条件差，在精神层面的自由度远比眼前大，在那里从没有过这样的批斗和检举揭发，我的处世原则同眼前的现实格格不入，将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十一年，我怎么适应？想到这一点上我倒有点留恋看守所里的生活了。
“车工二组新来的同改叫么名字呀？”那位大组长问车工二组的学习组长，这句话也把我从回忆里拉回到眼前的现实。
“叫李乾。”
“李乾同改也发个言吧 。”那位大组长点了我的名。
“我今天才来，对具体情况完全不了解，是不是以后有机会再发言？”我不想在这样一个心里完全不认同的批斗会上发言。
“你不了解情况又不要你揭发什么，对以上同改的发言表个态总是可以的。”好像一定要我开口。
我不得不开口了，这是到劳改队来的第一次发言，也是一个表态。我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顺应环境，把这个陈新安臭骂一顿，说一通划清界线、站稳立场、积极改造之类的话，而不管此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这样就能较快溶入这个环境，生活会少一些麻烦；第二种选择是虽然你不可能说出全部心里的话，但你可以有选择地说一点和环境没什么冲突又不违背你内心理念的话，这样他们虽然不会认同你，但也不至于把你完全看成一个异类。第三种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第一种我不会，第三种我不能，我选择了第二种态度。
“那我就对那偷钱的事说一点个人的看法。我以为那位同改接见私藏现金的事陈新安不可能知道，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在车间，所以他很难像锁定了目标似的盯着那位同改，在那样短的时间把钱偷到手。陈新安犯了什么就批什么，没有落实的东西我以为还是慎重一点好。”
我以为这发言和环境没什么冲突，没注意到大组长的脸色有点阴，也没注意到整个会场的气氛有点变，更没有注意到中队的涂管教是什么时候到我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