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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后我在里面等待他们来收。时间已是下午二点多钟，门开了，一个看守进来，我把材料递给他，他没接材料，说等下所长来拿，同时递给我一份报纸。我想这看守还不错，怕我时间不好过还拿报纸给我看。有两天没看报了，我需要了解外面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没再多想，一心看我的报纸。
过了不多会，这看守又拿来一摞报纸和资料，还有毛主席的照片和著作的单行本。这是怎么回事？我一边接过来一边还在纳闷，等我翻开一本《为人民服务》的单行本时，我一下看见用钢笔写的几个字，定神一看：“让思想冲破牢笼，舒国良。”我心里一阵发热，控制不住眼睛开始潮润了。两天两夜的囚禁后第一次有了战友的信息，看到了战友那熟悉的字迹，那亲切的脸庞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禁不住喊出：舒国良，我想念你们哪！继续往后翻，又看到了更多：
“送给李乾
‘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耿卫 67。12”
“抬头望着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女生寝室全体赠 一九六七。十二。十八”
“赠李乾友：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前进！！前进！！！
战友岳中杰”
“我们正在呐喊。赠战友李乾。
战友朱海涛。1967。12。18”
……
我赶紧找出送来的第一份报纸，从中缝里找到了一行小字：“我们正在战斗。虎山行。”《虎山行》是初二的一个战斗小组。看来我被抓后，学校在四处找我。刚才初二的战友在这里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后马上告诉了学校，不少同学都闻讯赶到这里来了。肯定还会送东西来的，我要传话出去。赶紧在一本书上写了“战友们，我想念你们，紧握你们的手。”果然不一会门又被打开了，看守又送来几本书，收下后我对他说：这本书我这里已经有了，麻烦你顺便带出去。他没说什么，接下后转身就走了。
所长来了，他接过材料翻了翻，放在了桌子上。我期待他能说点什么我所需要的东西。
“你的案子不归我们分局管，你们在这儿闹没一点用。”所长用这话开了头。
你们？什么意思？我只一个人怎么称“们”？肯定是我的战友、我的同学在外面为我“闹”。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学校已成立了《营救李乾指挥部》，并且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营救李乾成了学校的主要活动内容，甚至劫狱都进入了话题。我尽量掩饰心里的兴奋，对所长说的话没作任何反应。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你对看守所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接着问。
“我不和那些人在一起，我要单独一间房。”我回答说。此时我认为自己是革命小将，不屑与那些罪犯为伍。同学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用不着再要求和警司通电话了。
“你要单独一间？”所长显得有点诧异。他见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后说，“好吧。”
后来我才明白所长诧异的原因：把一个人单独关押通常用于对囚徒的惩罚。长时间的孤独对人的摧残和折磨是正常人难以忍受的，不仅会造成人的失语、迟钝等诸多问题，甚至会使人精神彻底崩溃。著名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描述了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犹太人被纳粹关进一个大饭店的单间里，长期的单独囚禁使他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弄到了一本象棋谱，这象棋谱成了他与完完全全的虚无状态搏斗的唯一武器，最后他幸免于难并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象棋怪才的故事。书中对人在极度的孤独状态下内心痛苦挣扎的描述震撼人心。他称单独囚禁为“最恶毒的酷刑”。现在我对自己上了这“酷刑”。
我搬到了隔壁的空号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战友写给我的那些鼓舞人心的简短话语，想象着外面的情况，很晚才入睡。
这天的狱中日记：“18号上午提讯，写了一份材料，内容是行动经过、由来和我的要求、看法。中午，同学知道了我的着落，给我送来了语录，毛选，我高兴极了。下午经过我的要求和坚持，给了我纸和笔，给了我单独一间号子—6号。”
19号（第六天），更多的同学送来了东西，我这间号子的门几乎就一直开个不停。
这天的狱中日记：“19号上午下午同学又继续送东西来。我班三司革联、燕妮丹设法给我送来两封信，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我鄙视×××这样的小人，我怀念战友，我渴望自由。我也设法弄出去一封信，不知他们收到没有。何儒非在送给我的报上写：“全校同学向你问好，希望你保重身体，坚持斗争问题一定会圆满解决，我们正在和警司交涉。代全校同学。”这一天都很兴奋，司子林，熊长青，周玉娟写信来，要我好好认识自己的问题。”
三司革联写给我的信很侥幸地保存下来了：
“李乾同志：
你蹲监狱也有三天了，我们今天才找到你的下落。你被抓走后，同学们，全校的同学都非常作（着）急，那天早上（上星期六）全校都停止了正常的作息制度，没有一个班继续复课闹革命，同学们不约而同集合在后操场，大家急得像热锅上蚂蚁，而又措手无策，怎么办？怎么办？同学们多想革委会立即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然而革委会的做法失（使）人太失望了！同学们不能再等待了，同学们已忍不住了，走！到警司去，到公安联司去，寻找同志，寻找战友！俞国新和冯栋（他们是和你同时被抓的）他们在警司，而且生活得很好，他们有了着落，同学们放心了，而你，在哪儿呢？全校同学为你作（着）急，全校同学为你奔波。我们班同学几乎全出动了，终于，找到了你，但同学们并不满足于这些，大家一定要和你见面，一定要达到目的。
现在你精神上可能是不太愉快的，这点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你不用作（着）急，你被抓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想判刑是达不到的，因为群众不答应，群众不允许，相信群众的力量是大无边的，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而且马上就会回到学校来的。
现在，武汉市红代会（筹）搞起来了，我们学校在红代筹有一名名额，许多同学推荐你去，可惜你现在却在蹲牢房，不过有点（原件如此——作者注），你马上会回来的，事情马上会弄清楚。
还有一点，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他们打你了没有？如果打了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让他也没有好下场！如果打了你，请在你回给我们的纸条中划上一个O。
初四（3）班三司革联战友 1967。12。19”
看来我被抓这件事在同学中引起的冲击要远远大于“12。5事件”本身。
在当时武汉市最负盛名的中学，至少对于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坐牢与他们身边的同学是绝对联系不起来的一件事，何况还是在他们心中有威信的负责人。怎能发生这样的事？这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他们要寻找和营救同学和战友肯定成了当时他们心中的第一大事。这封信字体娟秀，我很熟悉这笔迹，只不过没有平日那样工整，大概是在极度的失望和激愤中一挥而就的，我甚至可以想象她在写这封信时的表情。
燕妮丹的信更具体地讲了学校的一些情况，对×××近乎于叛徒的行为义愤填膺，对我的关心溢于言表。她告诉我15号晚上公安联司来人想进学校抓冯栋和俞国新，情急之中有人拉响了警报器，校内象炸了锅，警卫连操起了武器，大家把那几个公安堵在门口，坚决不让抓人，公安联司无功而返。警报一响，她马上想到我，连夜和汪文博一起骑车赶到屈慧君家想通知我转移，那知我已被抓走多时。她说对革命我比她重要，如果可能，她会毫不犹豫地来替我坐牢。这封信让我感动不已。
晚上六点多钟，门又一次打开，脸上堆满笑容的看守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预审室里已站着一个人，一身警服，见我进来很客气地和我握了握手。看守连忙介绍说这是武昌分局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那个看守的表情，这好像不仅是给了我很大面子，更是他们看守所难得的光荣。不是说我这案子与他们无关吗？他来有何公干呢？
他说你已经来了几天了，照说我应该来看一下。你的事是警司直接下的拘留证，我们想帮忙都帮不上。狗日的那些流氓是讨人嫌，但你们不该把他们打死，只要不死人你们一点事没有。
这些话原先怎么没人给我说？
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