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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绝的多少年之后，并且是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
我清理好了准备带的东西：一册《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一本《联共（布）党史》，一册《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几本文化革命的资料加上两套衣服，迈腿就要走。母亲拦住我们，说她先出去看看，没什么异常再走不迟。
这下轮到我们懵了。
原来，不露声色的母亲心里镜子似的明白。难怪说母子连心，儿子的什么事能够瞒得过做母亲的？能瞒得住眼也瞒不了心。她没有追问我们，是她太了解她的儿子，生我养我十八年，什么不清楚？现在儿女大了，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而她觉得自己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儿女都是国家的人，自己搞不清楚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无力改变儿子什么，只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为儿子做点什么，尽可能为儿子遮点雨挡点风。可怜天下父母心。
尽管在外面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母亲还是坚持要我们从楼顶的凉台经另一栋楼下去。临分手时，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也不敢想母亲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走了许久我再回头时，依稀看见母亲还伫立在肃杀的寒风里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
在武昌火车站，居国威，舒国同，小屈伟和我们依依惜别，大家都有点心事，空气显得很沉闷，但究竟是什么心事也说不清楚，傍晚我们上了去长沙的列车。
一夜睡得都还不错，等我们醒来时天已蒙蒙亮，火车快到捞刀河了，下一站就是目的地长沙。
眼睛看着不断往后飞奔的窗外景物，心里却还是“12。5事件”在缠绕。我问舒国良：
“如果警司（武汉警备区司令部）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样？”
他一时无从答起。
见他没有回答，我突发奇想，慷慨激昂：
“应该在市里开一个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红十月为民除害所作的贡献，并奖励我们一批枪支，这样在社会上就会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让那些流氓胆战心惊，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在公，检，法目前基本上已经瘫痪，已不能有效地发挥维护社会治安职能的情况下，只有依靠造反派，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才能保证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
尽管心里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舒国良和燕妮丹听后都笑出声来。”
舒国良笑完后很认真的说：
“不行，不行，如果表彰了我们，那肯定会遍地开花，武汉市不乱了套？”
是啊，表彰肯定会乱套，不管会不会乱套呢？如果警司管，他们会怎么管呢？舒国良的话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点小小的不安，只是“革命小将”的光环没让自己再往深处想，这不安很快就过去了。
“我送你们到湖南师院后再回家，看一下父母就来。”
燕妮丹的话让我有点意外又让我有点感动。现在才知道她这一次出行主要不是为了回家，并且后面的行程告诉我，她根本上就没有准备回家。
从火车站到湖南师院，是沿长沙市的中轴线走过的。他俩是极热心的向导和解说员，尤其是燕妮丹，一路上柔声细语，对每一处历史遗址和主要景物都不放过。哪怕不从那里经过，她也要告诉我所在方位，然后细细介绍一番。
硝烟犹闻的五一广场还在诉说着当时武斗场面的惨烈，枪弹留下的大窟小眼比比皆是，名闻天下的湘绣大楼一片狼籍，以前的风光荡然无存。燕妮丹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惨烈场面和末微细节，湘人的骠悍和义无反顾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相比之下，武汉的武斗只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外地盛传“6。17惨案”死了一百多人，说像回到了二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飞舞，呻吟和惨叫声不绝于耳，铜人像一带血流成河，那只是有点夸大的传言。在此想起一百多年前曾国藩湘军的骁勇善战，想起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义无反顾和几十年前湖南农民运动的狂飙横空，对已融入湘人血液中的那种尚武精神和逼人豪气，算是有了一点实实在在的感受。
小船缓缓穿过碧绿的湘江，清冽的江水被激起浅浅的浪花，伫立船头，放眼看去，湘江的尽头和如洗的蓝天和谐地融为一体，身着浅黛色冬装的岳麓山，慢慢拨开缭绕的晨雾，似乎在讲述眼底的千年风云。面对此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感受油然而生。
燕妮丹提议一定要在橘子洲头走走，沿着伟人当年留下的足迹，感受一下当年伟人心境和抱负，她说她也好久没来这里了。
我们信步走着，一股景仰之情从心底涌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在这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读透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为后来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立足湘江，胸怀天下，写下了一系列彪炳雄文，参与领导了“驱汤”等湖南早期的革命活动；他联络了一大批立志改变中国面貌的仁人志士，以一个弱冠学子，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想到这些，就感到一股热血在心中涌动。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到他老人家当年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好好感受一下，这次大概能如愿了。
好像没走多久，我们就来到了岳麓山下，意外的是在湖南师院怎么也没有能找到舒国良的亲戚。在一个快到半山腰的地方，我们找到了那栋小楼，门牌号码是对的，但住户不对，不是我们要找的人，相邻几个号的住户也不是。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下子三个人的兴致全下来了。舒国良好像是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似的，一脸的歉疚，说可能是搬了家没来得及通知。我们想了好几个补救的措施，但都缺乏可操作性，三个人心里多少都有点郁闷。时间已是中午，肚皮开始不安份了，不管后面该怎么办，先把饭吃了再说。在一家小餐馆里，我嘴里吃着心里还在想就是现在回去也不虚此行时，燕妮丹不紧不慢地说出了她的建议：
“我有个哥哥在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虽然住的是集体宿舍，但在运动期间肯定有空出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先去住几天，然后舒国良一个人回去。一是搞清楚他那个亲戚的住址，二也可以了解我们走后学校的情况，三还可以处理一下班上的事情，然后再住到他亲戚家去。”
她还是一如往常的不紧不慢，柔声细语。
在她话音刚开始时，我就望着她并仔细听着，舒国良也停住了手里的筷子。她一说完，我和舒国良都感到这真是个好主意，甚至比顺利找到舒国良那位亲戚还要好，刚才的郁闷一下不见了踪影。
去火车站的路上，路过一家取名红旗的照相馆时，我突然想起今天是12月7号，是自己十八岁的生日。不经意间，我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大人了，且这个生日是在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开始的地方度过的。我要留个影，让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天有一个永久的纪念。
十八年后我看到了这张写着“十八周岁/六七/十二”的照片：浅浅的头发，一脸的严肃，似乎对照相有点紧张；想让自己显得成熟些，稚气却无法掩饰地从脸上透出；下垂着的双手自然地半握着，是不是潜意识里认为手里还拿着一样什么东西；因为身上还别着一把“家伙”怕露馅，想把身子挺直也没有做到，活脱一个刚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愣小子，着一身军装，穿一双大皮靴，被人推到了照相机前，在不熟悉的灯光下有点不自在地站着。他的内心在那一刻的感受，他的思绪在那一刻飞到了哪里，这些却是旁人无法知晓的。实际上从这一刻开始，国家变不变色，党变不变修这样题目很大，能让人热血沸腾的东西在他心中慢慢淡出，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索在这里开始。“12。5事件”在他心中打下了一个永远的结。
燕明权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表现出的热情出乎预料，燕妮丹有点小小的得意。
我第一次听说燕妮丹这个人是在文化革命开始前的一年。
那天晚上全寝室的人都已经钻进被窝，高胜祖（就是那个大腿被子弹打穿的物理课代表）突然从被子里爬起来说：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人真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不讲出来我睡不着。”说到这里他又突然停住了，就像刚才突然从被子里爬出来一样。
“老屁，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莫搞得我们都睡不着。”有同学急了。
“老屁”是他的绰号，此绰号的由来是在刚进校不久，因消化不良，安静的课堂上他突然放了一个响亮悠长且气势磅礴、但对环境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