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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忙问他们现在那里？
高胜祖送回家了，岳中杰在他寝室里。
我说走，去看看。
一行人到了岳中杰那里。
岳中杰半躺半靠，正闭目养神，我们的声响惊动了他，他睁开眼时，我们已在他面前。
我不无歉意地握着他的手说对不住你，让你受了伤。
这不怪你，又没有伤着骨头，过两天不就好了，我没事。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这个后来从锅炉工的位置考取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现在美国定居的“学者”反过来担心我，话题一下子转移到我身上来了。
舒国良说昨晚我是没睡好的，翻来覆去，总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汪文博接着说孔威家现在围满了人，都以为是流氓打流氓，说好戏在后头。我班上几个住在汉寿亭的同学有点担心，担心街坊知道了他们的事后，传到那伙人耳朵里后遭报复。传到对方耳朵里是迟早的事，别人的密可能保得住，你的密想保住很难。
说点别的好不好？一个个都搞得紧张兮兮的，有那么严重么？该紧张的应该是他们。司子林截住大家的话题，你还没有吃吧？走，过早去。
在去食堂的路上，不论是碰到同学还是老师，大家都很关切的同我打招呼。很奇怪现在全校师生最关心不是昨晚发生的事，而是我们这批人特别是我的安全。
中午十二点钟我们还端着饭碗，仓促中革委会召开了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
革委会主任、原学校政治处主任耿祺华神色凝重地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我有责任。孔威、傅强两个是流氓，该不该打死？今天不议论，这里只落实三件事。一，昨天所有参加了行动的人员的名单要保密，知道的就知道了，不知道的不要打听，尤其是不能扩散。二，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现在要放在第一位，二十四小时要有人值班。三，为防止对方的报复，李乾同志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最好是离开武汉市，等情况明朗了再说。
柳英发说赤手空拳总不行，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去弄点枪来。
我感到有点滑稽，怎么紧张的变成了我们？并且紧张到这个程度。不管庄洪运，丁洪宝二人知不知道昨晚到阎罗殿走了一趟，现在应该是他们通身冒冷汗的时候，绝对不敢找上门来。不是说他们个人一定没这个胆，而是不论从天时，地利，人和的任何一方面来说，他们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有这方面的动作，如果我们再散布一点消息出去，离开武汉的就会是他们。怎么打击一小撮流氓嚣张气焰的结果竟成了灭造反派自己的威风呢？依我的性格，会把我的意见毫不犹豫的说出来，但昨天的事情好像让我的锐气小了许多，未曾有过的疲劳感一下子袭了上来，每天不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所透支的精力，现在集体来要债了，感到没有足够的力气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争取到大家认同。
休息几天也好，该静下心来看看书了。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表示同意后，我也表示没意见。
注释：
①鼓楼洞的麻雀——骇（黑）大的：武汉流行的歇后语，鼓楼洞是横穿蛇山的隧道，光线很暗，故而说那里的麻雀是在黑暗中长大的。
②烟子：武汉的方言，意思是原先结下的仇恨。
③硬糖：武汉的方言，意思是不怕事的硬汉。
④汤饭：武汉的方言，意思是胆小怕事的懦夫。
⑤钢工总：文化革命中武汉市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⑥点水：方言，意思是告密。
⑦拐子：武汉的方言，本意是哥哥的意思，引伸为一群人中的头目。
⑧“一小撮”：1967年的8、9月份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在武汉被湖北省委和老红卫兵称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南下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人就自称为“一小撮”。开始他们的人数是极少的，也称为“少数派”。
⑨百万雄师：当时武汉市最主要的保守派组织，核心部分是市人武部组织的以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体的“红武兵”。
第三章 湖南之行
准备下午三点钟离开学校去长沙。
舒国良有一个亲戚在湖南师范学院，两位老人住一个大单元，吃住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正岳麓山下，环境又好，闲了还可以到山上走走。燕妮丹是早饭后才听说昨晚发生的事，她赶来说早就想回湖南老家看看父母，正好顺路，要和我们一道走。
中午，三十三中钢二司的头头居国威来了，还有舒国良的哥哥舒国同。三十三中就在御碑楼，离傅强家不远。
一见面居国威就快人快语：“早上还没走到学校就看到那里堆满了人，说是一群人昨晚涌到一家屋里开枪打死了二十二中的一个流氓。一听说这事，就猜想十有八九是你们干的。我和舒国同就说一定要赶过来看看你们。你们没得事吧？有没什么要帮忙的？我想你们现在肯定差武器，给你带把枪来了。”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我由衷地感谢他。
听说我们几个要去长沙，居国威执意要护送到车站。
细心的燕妮丹建议：先去李乾家一趟吧？他要多带些东西。
正准备走时水运工程学院送枪枝的车来了，柳英发要我们坐车出去，说这样安全些，何儒非送我们上车，几个人握手告别。谁也没想到此一别再聚首时，已是人到中年。
我们一行六人就这样离开了学校。本来只有五个人，多出一个小屈伟，他死磨硬缠一定要送。一路上全是居国威在安排，我们没有直接去中华路码头坐轮渡，而是绕道大东门再上电车过江。他还不让六个人走在一起，说这样目标大。他说小屈伟机灵，燕妮丹细心，他俩走在前面，有异常情况及时发出信号；我和他走在中间，他负责我的安全；舒家俩兄弟负责殿后。我们手里几支枪都是上了膛的，很有点如临大敌的味道。
过了江，大家放松多了。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意外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马路边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平时我回家通常是坐轮渡，是在另一个方向的，未必她有什么预感？
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我就没有让母亲过一天安心的日子。
我家住在民生路临街的三楼，离发生“6。17武斗”的铜人像很近，那天的武斗一直打到我家的凉台下。母亲几次向我说起她看到的一幕：一队彪形大汉手握长矛，追杀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而那几个年轻人满身是血没命地跑，被抓到的就往车上一扔，后来也不知是死是活。她说她腿子都吓软了，想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外面心里就更加发慌。
碰巧的是那天晚饭前后因为要拿伙食费我从水利电力学院回到了家里，母亲坚决不让我再出门。见好说不听，她搬把椅子坐在房门口说：
“乖乖，你要出去就先把妈杀了，妈不要你死在前面要妈给你收尸。”
娘儿俩从五点多钟一直僵到晚上九点多钟。
最后我说；“妈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儿子，只要他拿定了主意的事，什么时候改变过的？你不可能不眨眼地一直守到天明，晚上总要打个盹吧？你是愿意我现在坐电车平平安安地过去呢？还是让我半夜趁你打瞌睡时溜出去一个人走过江呢？”
我的话击中了她的软肋，两害相权取其轻，她无奈地作了让步。
不知是我们的神色透露了某种信息，还是一次带这多同学到家里来的少有情况引起了她的警觉，母亲看到我们一行人后的表情有点复杂，疑惑的双眼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进屋后我告诉她今晚要到外地去办点事，回来拿换洗衣服和生活费。
她没有习惯地接着问到哪里或者问什么时候回，而是不无担心地问我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我有点惊奇母亲的直觉，但还是不愿让她知道，就装着有点不耐烦的说没有，你想到哪里去了？！自以为这样能打消她的怀疑。
其它人也连忙向她解释是社会上发现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传单，联合专案组怀疑与我校一个湖南籍的同学有关，学校决定派李乾去外调。这是我们路上都商量好了的。
“我也弄不清楚你们说的事，没出事就好。我去厨房弄点吃的，你们先坐一下。”她给几个同学打了下招呼，转身进了厨房。
她刚出门我们几个就相视一笑，以为把她蒙过去了。
在母亲关切的目光里，我风卷残云般地把这晚餐塞进肚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下一次在母亲的注视下享受她亲手做出的菜肴，竟要等到磨难绵绵不绝的多少年之后，并且是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