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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30日，日俄订立第一次密约，“互相尊重彼此在中国之权利，划分南北满界限；俄承认日本在朝鲜之地位，日承认俄在外蒙之利益13。”当时国际国内的背景是：中国为防日俄瓜分，在东北建省，移民实边，兴办实业，并力图实行开放政策，大力引入美英资本以遏制日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访华，中美接近，而罗斯福总统积极回应了德皇威廉二世关于德美中三国结盟，抗衡日俄的建议。
1910年7月4日，日俄订立了第二次密约，“维持满洲现状，并相互协助，以增进彼此在满洲的利益（目的在对付美国）14。”当时的国内国际背景是：中国各省咨议局和立宪派人士纷纷赴京请愿，要求立刻召开国会，立宪运动进入高潮；美国提议满洲铁路中立，并准备投资与中国合建锦瑷（锦州—瑷珲）铁路；遭到日本和俄国的拒绝；日本于本年8月29日“合并”了朝鲜。日俄双方有了默契之后，即各自着手实行其计划。日本起初以全力吞食消化朝鲜，在南满则保持低调，但极力阻止中国引进美英资本、开放东三省的计划。俄国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外蒙和新疆，1911年的武昌起义使清廷无遑外顾，被俄国看成实施其计划的极好机会。起义爆发十几天后（10月23日），俄国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在同日本驻俄大使的谈话中提醒说：“根据1907年及1910年（日俄）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5。”
为此，俄、日又在1912年7月8日第三次订立密约，瓜分东蒙（即内蒙呼和浩特以东）和西蒙（即内蒙西部及甘肃和新疆北部的蒙古族居住区），以东经116。27度为东西蒙分界线，东蒙归日本，西蒙归俄国16。在俄国看来，中国内部的革命或动乱，是混水摸鱼的好机会。“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再应验了的古训。国家为什么需要稳定，为什么对内乱要予以无情的镇压，就是因为周围有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你，你的内乱，就是强邻的机会。因此，辛亥革命固然有积极的意义，但负面的作用也不可否认，它为沙俄提供了一个下手分裂中国的机会。
1916年7月3日，袁世凯死后不久，俄、日又在彼得堡第四次订立密约。密约“承认双方重要利益须要在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之政治势力之下”，如遇第三国危及两国任何一方在华“重要利益”而导致战争时，一方一经请求，缔约国即须援助，“且两缔约国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单独媾和17。”此项密约，将双方所谓“重要利益”的范围由满蒙延伸至中国全境，甚至结为盟国，不惜一战，其吞噬中国领土的野心，可见一斑。但一年后俄国爆发革命，此约遂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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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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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这段痛史。先是，日俄1907年订立了瓜分满蒙的秘密协议后，为了抵制日俄的阴谋，清廷先后作出了联美制日、东北建省、全面开放、移民实边、发展实业等多项决策。一批大臣，如岑春煊（两广总督）、锡恒（科布多办事大臣）、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贡桑诺尔布（内蒙喀喇沁郡王）等先后上折建议，在外蒙实行新政。1909年10月，朝廷派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1875—1940），汉姓张，字六桥，蒙古正白旗人。十七岁中举，历任杭州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事、归化副都统等职。三多为人“年力精壮，好文事，有干练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谋蒙日亟，力纠积弊18”，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兴办教育，移民实边19，开放招垦，筹练新军，奏请修建张恰铁路（张家口—恰克图）等。
自明朝中叶以来，蒙古就分为三大部，即：内蒙古（又称漠南蒙古、东蒙古）、外蒙古（即喀尔喀蒙古，又称漠北蒙古）、厄鲁特蒙古（又称漠西蒙古或西蒙古）。康熙年间，清廷击败噶尔丹后，喀尔喀蒙古内附，行内蒙古制度，与清皇室世代通婚。当时外蒙又分为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扎萨克图汗三部，在行政上也分为三部分：库伦、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由朝廷直辖，分别由两位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20等僧俗封建领主认为三多的新政危及了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同时也觉得清廷衰弱已极，不如另找有力的靠山，遂决定派出使团赴彼得堡，提出脱离中国，托庇于沙皇俄国的保护。对于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沙俄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宣称在外蒙推行新政“是敌视俄国的行为21”，并于8月向中国外务部提出交涉，“谓中国近来在蒙古新理移民，练兵，整顿吏治，蒙民不安，俄不能漠视，将筹对付方法22”云云。
哲布尊丹巴叛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于出逃印度大吉岭，投靠英国人，而于宣统二年被清廷革去了封号。八世哲布尊丹巴是十二世达赖的亲侄子，与十三世达赖的关系也非同寻常，达赖被革职的消息传来，哲布尊丹巴不免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哲布尊丹巴何以会有藏族的亲缘？这还要从乾隆皇帝对喇嘛教的政策改变谈起。喇嘛教有四大活佛：除藏区的达赖、班禅外，就是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由于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出自蒙古王公家族（如二世哲布尊丹巴就是土谢图汗之子），为防止僧俗大权集于一身，尾大不掉，且易引起蒙古王公之间的争夺，乾隆二十一年决定，今后哲布尊丹巴的灵童不再由蒙古转世，而是在西藏寻找。在五十七年，乾隆又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并定制了两个金奔巴瓶，一存放于拉萨大昭寺，决定达赖、班禅和藏区各寺庙活佛的灵童身份；一存放于北京雍和宫，决定蒙古和内地的大小活佛转世灵童的身份，由理藩院尚书主持其事。
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立即策动外蒙喇嘛王公“独立”。此时，三多所辖的武力仅二百四十余名，而且分布在库伦各地，他手下仅有八十多名亲兵；而俄国当时在边境上驻有重兵，并派兵千余名直接进入了外蒙古。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以防备内地革命党“扰乱蒙疆”为名，擅自向喀尔喀四盟征调蒙兵，二天后，哲布尊丹巴派人向三多下了这样一道通令，说他们已决定建立“大蒙古国”，要求三多及清廷驻库伦文武官员及兵丁出境。
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来，满洲官员对于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明万全。现已由四盟王公公推本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国皇帝，不日即将御极。库伦地方既已无需用中国官员之处，自应即时全数驱逐，以杜后患。……札到，该三多即便凛遵。限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等快速出境，不准逗留。23
因力量对比众寡悬殊，三多等被迫撤离。清廷正面临灭顶之灾，无力顾及外蒙，只能将三多革职，并宣布其所推行的不利于外蒙古的“弊政”一律革除；劝告哲布尊丹巴等不要“轻举妄动，为人所愚”，并派出蒙古郡王和科布多办事大臣前往“宣慰”。但外蒙古当局根本不予理睬，一个月后，哲布尊丹巴宣布建立“大蒙古国”，自立为皇帝，年号为“共戴”。随后，在沙俄的支持下，他们又派兵攻占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驱逐了那里的清廷官员和驻军。
沙俄十分狡猾，11月3日，在外蒙刚刚投入其怀抱，一切惟其命是从之际，即与哲布尊丹巴政权签订了《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约》，声称“蒙古对中国的关系已经终止”，俄国“扶助蒙古自治”，不准许中国军队进入蒙古，不准汉人移居蒙古地区，俄国人则在蒙古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有超于俄人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