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月，教育部即奉国民党中执会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不再用胡适所谓的“鬼话文”而改用了白话文。按沈寂先生的说法，“这个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的举动，无疑也是国民政府对《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所作出的反应。”
其三、胡适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或者说，胡适对国民党政治的“改造”，不但以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也以直接“上书”的方式进行。胡适常常直接致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要人，对他们的言行直言指责，并正面提出应该如何的意见（在这一点上，胡适也与鲁迅显出重大差别。）而他的意见也时被某种程度地采纳。1934年4月4日，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要求蒋“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沈寂先生研究，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中央社9日电，报导蒋介石的一个解释：“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事，他说该手令是“命令行营政训工作人员”的，“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我蒋介石非中央党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对此事的评说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1934年4月10日日记）。而沈寂先生这样评说胡适对蒋的评说：“这细小的纳谏，增强了胡适的信心。所以胡适处处维护这个政权。当有人起来反蒋时，他就说：‘今日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民国之大责任。’甚至说‘我们不反对一个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
胡适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骂”，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对方所接受，说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最上层，对胡适的“骂”并未采取全面排斥的态度。这当然不是说，当局对胡适言论的容忍就是无限度的。我们知道，对国民党政权，胡适的态度是保存、合作、对抗。保存，即意味着反对旨在推翻这个政权的任何行为，尤其是暴力行为，说得具体说，即意味着当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令蒋介石头痛万分时，胡适坚决站在了蒋政权一边，以自己的“道义力量”支持着它。这是胡适自定的底线。而这也是当局对胡适容忍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胡适的“骂”再尖锐激烈，也能让当局感到一种“善意”，一片“苦心”。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最高当局，虽然也必然时时感到胡适的“忠言”很“逆耳”，但他们同时也十分清楚，这毕竟是“忠言”，不能与鲁迅寒光闪闪的“匕首投枪”混为一谈。这样，即便胡适的言论“过火”些，甚至不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蒋介石和最高当局也能容忍了。当然，这里的所谓“容忍”，是指不采取通缉、逮捕、暗杀等措施，至于默许甚至怂恿中下层党徒和报刊对胡适进行攻击、谩骂，甚至指使有关职能部门出面对胡适发出“警告”，就是另一回事了。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8）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能在相当程度上容忍胡适的批评，当然也与胡适的批评总是从正面出发，总是能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有很大关系。对于胡适的正面意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人，通常表现出很重视的姿态。“人权运动”时期，就在中下层党徒对胡适表现出忍无可忍的激愤时，“国舅”宋子文却约胡适晤谈，请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22）在后来的生涯中，胡适与蒋介石等当政要人直接对话沟通、当面建言献策，更成一种常事。蒋介石们这样做，有作秀的成份，也有争取胡适们支持的用心，当然，也不无听取意见的诚意。
鲁迅为何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解释起来比较容易。而胡适为何“敢”这样做，要说清楚则稍稍困难些，因为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较之鲁迅要复杂得多。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不同观念的矛盾和较量，有不同派系的明争或暗斗。而胡适们之所以能尖锐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甚至“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也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了国民党内部的思想和权力纷争，正如沈卫威先生所说，“是钻当局的空隙，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23）沈卫威的书中，对“《新月》背后的政治关系”有精彩的分析，在此就不赘述。
我知道，我并没有把鲁迅的不“敢”和胡适的“敢”说清楚。好在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这个很具体的问题，而是鲁、胡两个同时代有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不同的现实姿态和政治取向。——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就更不容易了。
2003年2月15日
注释：
（1）见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页。
（2）（7）收入《伪自由书》。
（3）（4）见《人权论集》。
（5）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5页。
（6）《自选集·自序》。
（8）“鸟政府”亦为胡适用语，见胡适诗《双十节的鬼歌》。
（9）收入《胡适文存二集》。
（10）见增田涉《鲁迅传》。
（11）（12）见《这一周》。
（13）载《新月》第2卷第8期。
（14）见《“好政府主义”》，收入《二心集》。
（15）《两地书·十二》。
（16）见胡明《胡适传论》第1032页。
（17）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8）见内山完造《鲁迅先生》。
（19）见《鲁迅评传》第161页。
（20）见《鲁迅评传》第101页。
（21）见《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2）见沈寂《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
（23）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1）
——从一个角度看毛泽东文化观念和精神气质的形成对毛泽东这个人物，可以，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最近十几年来，因了所谓“毛泽东热”的关系，关于毛泽东的书出了不少，但我觉得，真正当得起“研究”二字者，则颇难寻觅。在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尚未真正展开。但我想，总有一天，毛泽东会成为很重要的学术研究的对象，甚至最终会有一门“毛学”出现也未可知。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当是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方面。说到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文学，人们首先会想到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词之间异常密切的关系。比较起来，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似乎要稀疏和淡薄些。但深究起来，给予了毛泽东更深刻影响的，恐怕是中国古代的小说而不是诗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这些小说，在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谋略”这种技术层面上，也体现在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上。
一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和友人萧三，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苏联写下了被认为是第一篇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毛泽东》，其中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同学生活时写道：“我们常在一起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教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传》、《说唐》等。他给我讲这些书的内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泽东没有读过的小说。我同样乐于把它们讲给自己的新朋友听。毛泽东听完后对我说：‘这些书都不错，可是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1）自萧三的这篇《毛泽东》始，后来的种种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和其读书生活的著作，几乎都要说到他从少年时代即开始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嗜好。有的著作还写得分外具体和绘声绘色。例如，美国人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写到传主16岁离开韶山赴东山高小求学时有这样的文字：“天刚亮他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是两头担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只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的包袱，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小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