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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丁玲收到了请柬，那是周末。恰好延安保育院捎来信，女儿蒋祖慧病了，让她去接。她已和党校借好马，如退掉再去借，很麻烦。她没有出席这个宴请，不料被认为是对婚事的态度。另外一件事，便是她那篇获罪文章，到1957年还要拿出来‘再批判’的‘奇文’《‘三八’节有感》里面有一句：‘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被认为是讽刺江青的。”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宴，虽受到邀请却不参加，仅仅因为借马不易似乎不大说得过去。至于《“三八节”有感》，丁玲晚年承认，确有讽刺江青之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丁玲自传》第232页）如此说来，丁玲是确实“伤害”过江青的。而以江青的心胸，也是完全可能进行报复的。所以，在毛泽东做出把丁玲“赶出去”这一决定的过程中，除了有周扬的“谗言”外，也可能有江青的“谗言”在起作用。而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以丁玲的敏感自然能看清楚。这样一来，毛泽东也就多了一个“替罪羊”，而丁玲也就更能够原谅和理解毛泽东了。在被“赶出去”的二十多年里，丁玲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怀着一种传统的“逐臣心态”。这种“逐臣心态”的基本表现是，把自己的被放逐视作是争宠中的失败，而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太善于“耍弄权术”以致于“当道”，是因为“小人”太能够“瞒上欺下”以致于“得势”，因此，全部的怨恨都只应该指向这些“奸臣”和“小人”，至于对君王，则非但不应该有丝毫怨恨，相反，倒应该表现得更加热爱、更加崇拜、更加忠诚，以自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表现，来向君王、向世人证明“余心之所善”和那些陷自己于逆境的“奸臣”、“小人”心地“之所恶”。丁玲也正是因为有着这种传统的“逐臣心态”，所以在短暂的痛不欲生后，心情很快平静下来。本来，丁玲在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是可以像冯雪峰一样继续留在北京的，想来毛泽东只是要把她“赶出去”，而并没有想要把她“赶下去”。但在心情平静下来后，丁玲却决定干脆到北大荒去，到社会最底层去。对此，丁玲是这样解释的：“于是我下了决心了。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决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丁玲自传》第263页）甘露在《毛泽东与丁玲》中也记述了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时自己与丁玲的一段对话。甘露问丁玲为什么一定要去北大荒，已经是五十多年的人了，哪能搞那样辛苦的重劳动。丁玲回答说：“既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我是‘反党’的‘右派’头目，我再申辩也无用了。但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全把真相弄清楚的。毛主席不是说过我缺少基层锻炼吗？我就认了，那我就下去，到基层锻炼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比在北京关在屋子里好得多。”作家、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的确是毛泽东一贯不遗余力地提倡的。而丁玲以年过半百之身毅然决然地去到北大荒，正是要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的，是要显示自己虽身处逆境但仍是对毛泽东无比热爱、信服、忠诚、崇拜的。不过，丁玲的去到北大荒，虽然毅然决然，但却并非“义无反顾”。她还是想着回到北京的，今日的“下去”，是为了来日更好地“上来”。因此，“下去”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显示自己“听毛主席话”的手段，一种积攒资本的手段，也是一种与周扬们抗争的手段。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6）
我想，不要说毛泽东仅仅只是把丁玲“赶出去”了，即便毛泽东对丁玲施以更严厉的打击，丁玲也不会对毛泽东心生怨恨。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期间中国作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丁玲发言时说道：“一个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毛主席最了不起了，但认识自己也那么难，他对我怎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现在看到很多人还在指桑骂槐骂他，我心里是很难受的。”（见王增如《丁玲与“诬告信”事件》，原载《世纪》200年第4期，收入《左右说丁玲》）这里应该并没有虚假和娇情的成份，在这样的时候丁玲也没有必要在对毛泽东的态度上如此虚假和娇情。实际上，晚年丁玲一次又一次深情地回忆着也回味着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亲密接触，并对那段岁月表现出无限的怀念和眷恋：“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毛主席，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丁玲自传》第217——218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最能平等待人的领导人，他总能吸引你在他的面前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把自己的心里话坦率地倾吐出来。一九三七年春天，有一次他到我的住处，遇见一群从国统区来延安抗大学习的青年。他对我笑道：‘丁玲，我看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同你接近，你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我懂得他是在批评我，说我不能坚持深入工农兵。”（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越是高尚的人，越能虚怀若谷；越是浅薄的人便越发装腔作势。我觉得那时毛主席的平等待人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实在值得我一生学习并且勉励自己身体力行，坚持到底。”（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
明白了丁玲对毛泽东的情感，明白了丁玲是读着《毛泽东选集》度过被“赶出去”的岁月的，就明白了为何丁玲晚年仍然很“左”以及为何没有反思和忏悔了。“文革”后的政治反思和历史反思，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毛泽东发生关联。无论是对延安时期“抢救运动”的反思，还是对1949年后历史的反思，都关乎对毛泽东的再评价，都意味着对毛泽东历史过错的确认。而既然丁玲始终对毛泽东“一往情深”，既然丁玲晚年听到有人批评毛泽东“心里是很难受的”，那丁玲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进入这样的反思境界。实际上，在被“赶出去”的几十年间，丁玲并未在政治与历史的意义上思考自己的苦难遭遇，并未觉得此前几十年的政治和历史有什么值得反思之处。丁玲晚年曾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海外、未来。每回忆及此，我的心都为之振动。特别是，在我身处逆境的二十多年里，《讲话》给了我最大的力量和信心。我能够活过来，活到今天，我还能用一支破笔为人民写作，是同这一段时间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丁玲自传》第236页）是毛泽东亲手将她推入苦难的深渊，而在这深渊里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却又是靠“毛泽东思想”的支撑，——这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在丁玲那里却是真实的。在晚年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中，丁玲更有这样的回忆：“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是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