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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丁玲任过全国文协副主席兼《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人民文学》主编。但从1954年起，她就开始进入逆境。1955年，被划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1958年又成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在“反右”中，毛泽东想起了延安时期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肖军、罗烽、艾青等人的文章，并要求《文艺报》发表文章对之进行“再批判”。“张光年遂遵命以《文艺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再批判’的按语。”（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40页）。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七册）披露，张光年起草的按语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其时正在南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收到《文艺报》的报告后，给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回信说：“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们胜利！”又附言曰：“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好，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对张光年起草的按语，毛泽东还改写和加写了几下几段：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5）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在延安时期关于丁玲历史问题和《“三八节”有感》所说过的话，此时全不算数了。正如毛泽东当年的几句话就让丁玲在“抢救运动”中安然无恙一样，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大笔一挥，就使她坠入苦难的深渊。
当年那样重视、珍爱丁玲，如今却将如此可怕的“罪名”安到她头上，个中原因实在不易说清。不过，毛泽东这样做，大概不是心血来潮。据陈晋《文人毛泽东》中说，1957年9月，毛泽东就有这样的表现：“9月底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突然谈到了正在接受文艺界大批判的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第435页）
“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了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再批判”特辑，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介绍了这期特辑和所加编者按的主要内容。丁玲当时的心态如何呢？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50年代她常说：毛主席是真正懂文艺的。也说毛主席了解她。当她从山西回北京后，我曾问过她：知不知道1957年（按应为1958年）‘再批判’的编者按，是毛主席修改的？她说：当然知道。对毛主席的文章我们是熟悉的，一看就明白了。她没说她明白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态。”作为一个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深受毛泽东重视和珍爱、与毛泽东有着很亲密关系的人，在得知是毛泽东亲手把如此可怕的“罪名”安到自己头上后是一种怎样的心态，确实是让人感兴趣的。
丁玲晚年对当初的心态其实有这样的回忆：“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决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丁玲自传》第262——263页）这里的“中央某些领导”和“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的“他”，当然是指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做出如此“绝情”之举后，丁玲也曾痛不欲生。这时候，她心中是委屈和愤怒相交织。委屈是针对毛泽东的。她一直相信毛泽东非常了解她，而且“只有”毛泽东才真正了解她。她的这种“相信”并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而是在过去的岁月中一再被证明过的。在延安时期，当她被监禁的“历史”成为“问题”时，不是毛泽东表示“相信”她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么？当她的《“三八节”有感》遭到非议时，不是毛泽东强调“丁玲是同志”从而把她与王实味区别开来么？面对同样的问题，毛泽东却又如此地不“相信”她了。这当然会令丁玲有被误解的伤心和委屈，但这伤心和委屈中丝毫没有怨恨的成份，这伤心和委屈丝毫不能降低和稀释对毛泽东的热爱、信服和崇拜。实际上，丁玲的这份伤心和委屈正植根于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信服和崇拜，或者说，正因为有着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信服和崇拜，才在被“误解”后有这份伤心和委屈，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被自己所深爱着的父亲伤害和误解了的女儿的心态。甘露在《毛泽东与丁玲》中，还说到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时对她谈起前一年来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的事。丁玲说：“1958年后，撤销我作协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了理事的名义。给我这个理事的开会通知是说，我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但我想了一想，我还是来了。文代会开幕那天，在会场上望见了毛主席，我很想走上前去叫一声毛主席，跟他握握手，讲一句话，我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地走到一边去了。”也就在这一次，丁玲托甘露找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毛泽东没有怨恨和愤怒，不意味着丁玲心中就根本没有怨恨和愤怒。丁玲心中的怨恨和愤怒是很强烈的，只不过不是指向毛泽东，而是指向“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的周扬等人。在丁玲探究自己悲惨遭遇的原因时，她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周扬。丁玲认为，周扬是必欲置自己于“绝地”而后快的，而毛泽东只不过是误信了周扬所进的“谗言”才决定把自己“赶出去”的。所以，必须把毛泽东和周扬明确区分开来。在毛泽东做出把丁玲“赶出去”这一决定的过程中，周扬的确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点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中，江青是否也起了作用以及起了怎样的作用，则不得而知。张凤珠的《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有这样的叙述：“抗战起后，丁玲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团长，开赴晋察冀，1939年又回到延安。逐渐地，生活似乎不再像初到陕北时那样单纯了。丁玲常说她处事太天真，因为考虑不周全，常搞不好人际关系。有两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丁玲收到了请柬，那是周末。恰好延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