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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两个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 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 意见。我之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转引周元度《蔡元培传》）
1934年3月，察元培一家在南京国民政府主 席林森的寓所前的留影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由”。
三个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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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为时很短，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 不久他就再度赴欧洲学习、考察去了。直到1917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学 校长，才一举奠定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的原则，开创了中国现 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1916年，袁世凯脱下皇袍，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光复会老会员、国 会议员陈黻宸、北大教授马叙伦等向教育部推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 还在犹豫，不少老同盟会员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坚决反对（如马君武），认 为北大太腐败了。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 老同志，应当去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 育，主张他去。所以国民党把他看作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 重要的革命棋子”。这些说法未免把蔡元培出掌北大的动机狭隘化了，其 实从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从他以后在北大的作为看，他的目光要远比这 宏大得多，早已不是“传播革命思想”这样简单化的政治目标可以涵盖的。
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 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他 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 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
一方面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 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 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 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 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 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 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话，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 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 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 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 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 代新风。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 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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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棋子”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 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 20世纪前
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 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 *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 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 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 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 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 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枇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 拨出二千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 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四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 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 ■ ？ 授各二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一年，期满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 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二 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 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 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 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 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 4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 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然露出
一种新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
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 火种、传统。
三个大毕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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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 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 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 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 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 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一一 “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 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 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 会”，仅仅6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0；000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 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7月23日，蒋梦麟 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
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 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 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 “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 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工夫为立脚 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 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 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 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 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 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 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
蒋梦麟与妻子徐贤乐出现于新闻界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觉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历史深处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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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 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的是连绵不断的 军阀混战，风起云俑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 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 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 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 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 人，一个做事的人4他曾感叹：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 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 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