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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反复思考了很久。
毛泽东在单独和他谈话时，多次讲：“有人在秘密地整理我的材料，包括我的讲话和一些人的指示。我是从来不想给别人什么指示的，有的人专门搜集这些，究竟要干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总结经验，如彭真这些人，我看也有些人是为了秋后算账。到时候人家拿出东西来，你毛泽东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嘛。”
康生说：“杨尚昆指示一些人秘密录音的问题，迟迟得不到组织上的解决，就会给一些人留下口舌。我看还是要尽快把他的问题解决。”
他又想起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五月间和他、陈伯达等人几次谈话内容，实际上已经给他们交了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实底：
毛泽东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科学，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认为第一是哲学，不是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找哲学。现在你们这些人搞得东西都颠倒了。党内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你们参加不参加？你们不参加就熟悉不了哲学在我们党内的运用。所以，我劝你们也要多关心一下我们党内包括最高层斗争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对你们不能太保密了。”
陈伯达说：“我在天津搞四清，就接触到了许多严重的阶级斗争，都是和上层有牵连的，也就是说，幕后的党内走资派活动得很隐蔽，也很厉害。”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和他们谈话也很坦率：“你们多搞点阶级斗争，那是个真正的大学。什么北大、人大，究竟哪个大学好？我看还是阶级斗争的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我们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过去读过孔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很相信孔夫子，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当然也学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老师还讲了教育学，也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是社会斗争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充其量是个小学教员，中学只是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后，我学过的那些东西搞革命根本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书，可以查文字，至于内容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爱仁，实际上是爱那些剥削者。我都是如此，你们难道能例外吗？”康生说：“我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走过了一个过程的。我在中央机关里接触的都是最尖锐的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叛徒和奸细把你出卖了。掉了脑袋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这次主席号召全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农村和工厂去搞四清，很有必要。”
毛泽东说：“今冬、明春，你们分批下去。都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这次，刘少奇把他的老婆王光美派下去搞四清了，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离开了中央的规定就不好了。她下去也无非发几天烧，知识分子就是不能吃苦，经过锻炼，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变。你们都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总之，你们不下去就取不得对阶级斗争的发言权。”
康生说：“如果不接触实际，我们的各种研究所快要不食人间烟火了，成了神仙世界。包括现在的哲学，还有光明日报，什么文学，还有那个周谷城，以及他们的经济所也是搞利别尔曼那一套，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货色。”
毛泽东笑了：“搞资本主义也可以呀，社会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是片面性了吗？我从来就喜欢他们搞点名堂，就怕他们没有那个本事。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这样才能显示出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复杂，才能真正地教育和锻炼出坚定的左派来。”说到这里，他打了个手势，说：“刘少奇估计，现在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同盟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你们看，革命是何等的艰难呀！”
这时，陈伯达插话说：“脱离实际的事情，从古人到黑格尔，古今都有之，于今为烈罢了。波格达诺夫，那察尔斯基是讲造神论的，所以他们并不要求和现实所联系。”
康生马上顶他：“波格达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好一点，考茨基比赫鲁晓夫好一点，热拉斯还讲斯大林几句好话，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是犯了错误的，正因为斯大林感到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反对我们夺取政权，后来才向我们道歉。斯大林对毛主席很尊重，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完整的纲领。我们在革命的实践经验上，要比斯大林丰富得多。”
毛泽东点头后，问陈伯达：“是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谁想到马列主义？过去听都没有听说过，听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意大利、兰杰、富兰克林这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后，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逐渐地熟悉起来。”
陈伯达说：“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说法。”
毛泽东说：“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进化，动物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只有人才能进化，要研究自然学史，不学自然科学就不行。要读点书，为现在的斗争需要去读书。我讲的这话和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氢和氧经过千百万次才化合成水。这是一个简单的合二而一。历来说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设有几句话，我曾和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分析、综合，共产党、国民党怎么综合？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最后把国民党吃掉了嘛。吃掉他们也就把他们给综合了。你们说是不是？”
康生笑起来，众人也笑了。
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动不动就说，跟着国民党走，是看了他们的报纸的缘故。事情就那么简单，我看不见得。我们当时也看报，也没有什么受影响嘛。大学不让学生看《红楼梦》，说是怕受影响。我看完全不尽然。《红楼梦》我看了三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当历史看的，有的人看《红楼梦》不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它的总纲，四大家族都写到了。这里的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人。研究历史不用阶级观点就搞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怎么综合？就是吃掉，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而是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是总是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而不是他所说的那套。这些都是要从生活上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说：“杨献珍的那套东西，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个人有点狂妄得不得了了，好像他已经是什么哲学上的权威，多年来一直在犯右倾错误，后来干脆就以党内的不同意见者自居。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写过一篇《从斯大林问题上得到的教训》的文章，公开教训我们的党：‘苏共二十大正在走向正常的道路，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对任何人的迷信都是要不得的。我建议今后不要发致敬电，致敬信，不要给领导人鼓掌。这样很难堪，叫人感到很不自然。报刊上今后登领导人的讲话，能砍掉的尽量砍掉。今后也不要对毛主席讲什么英明领导。连他未参与的也说成了什么英明领导，完全是一种讽刺。’他在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的干部轮训期间，公开说：‘党的威信过去很高，现在是一落千丈。有的地方把毛主席的画像都取下来了。’他的这些言论，已经接近是反动的了。”
“也可以把他的话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