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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校长差不多每周要给我们作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通常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其中重要的是热爱农业的“专业思想教育”。别的领导的报告大抵枯燥无味，但刘校长极富演讲口才，他的报告幽默生动，我们特别爱听。
刘校长有胆有识，启用了一批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即包括张维安在内的一些人，让他们当上教师。这部分人不少是大学里的才子，教学水平非常的高。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这成了刘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条罪状：招降纳叛。批斗时让张老师他们陪绑。
虽然农校的粮食定量比较高，自己还有猪场，每个月能吃一次炖肉。对于我们这些活动量大的小伙子来说还是不够。在困难时期，饥饿是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
饥饿是什么感觉？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说：“哦，那没什么，为了减肥我有时也会饿自己一顿的，是有那么点不好受，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多年的饥饿和食品匮乏，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一个遥远的噩梦：不再可怕却挥之不去，可以回忆却难以言传。
我们那时好像是一群饿狼，寻找任何可以放进嘴里吃的东西。收水稻劳动的间隙，有一样工作是要抓紧的：将一支稻穗放在手里来回地搓，搓出米后小心地把稻壳吹掉，然后将米粒倒进嘴里，那新米嚼起来味道很香。这种“手工碾米”的效率很低，一次最多也就二十几粒，那可是我们劳动时重要的加餐。
如果不是收稻子，我们也能找到加餐的东西，因为农场里有的是农作物。萝卜、白薯，从地里挖出来用手擦擦泥就吃；灌浆的玉米棒子，半青半紫的茄子，摘下来就大啃大嚼；周末几个人合伙在水田里捉青蛙，当场开剥，然后用铁桶架起柴火煮了沾盐吃，几乎连骨头一起咽；我们还烧烤过蚂蚱、知了，不是为了寻求美味，而是为了填充老是空虚的肚子。
如果饿得睡不着，同学们就躺在床上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吃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会餐”，在美好的想象中咽着口水，慢慢入梦。
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怎么能够一口气嚼完二两糖块，一口气吃掉半斤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制“月饼”。那是“个人购货证”每月的定量：二两糖半斤点心；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营养大餐。
当用尽一切“自力更生”的办法还是无法驱赶饥饿的时候，我们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涂改餐证。
农校的就餐证是一张卡片，每个月一张。上面印着早中晚餐的格子，定量是三四三，即早晚三两，中午四两；边上还印有加餐的格子，一个格子是二两，正餐加餐总共三十七斤，是每人的定量。吃一顿由食堂的人用笔在相应的格子上划一下。比如你中午打算吃六两，那么划一个中午的格子，再划一个加餐的格子。我们一般月初控制不住，时常六两八两的吃，到了月底加餐就紧张了；于是开始打加餐格子的主意：一种办法是用小刀把划过的笔迹刮掉，要很细心地刮，不能把纸刮透；另一种办法是先在餐证上涂一层薄薄的胶水，在水里一泡，划过的笔迹就会洗掉。其实这两种办法都很容易被识破：前一种只要对亮处一照，刀刮过变薄的地方就很明显；后一种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水泡过的痕迹。这些小伎俩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虽时时得逞，也经常穿帮。农校对这些违规行为似乎也不想严厉打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作伪的技术太差，被发现了也不过当场拒付，弄个大红脸，没有严重的麻烦。
这是否和刘校长的“仁政”有关？我想是一定的。一定是他体谅饥肠辘辘的学生们搞的这些小把戏，如果换一个“铁腕”校长，“大力整顿食堂秩序”，我们就惨了。
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从食堂打饭回来，喜形于色；别人问怎么回事，他说由于开始人多，他的餐证漏划了。全宿舍一片欢呼，可再打一份他又不敢；因为打饭是一个班一队，他怕被认出来打了两回饭。我们谋划了半天，决定到最后食堂里没什么人，卖饭口合并了再去。结果成功，打回来的饭让在场的同学一抢而光。
如果说这是喜剧，那么把饭菜掉在地上则是悲剧。馒头包子掉在地上捡起来吃自然不必说，就是米饭和菜，不小心撒在地上也要尽量回收以减少损失。有一回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因为走得太兴奋了，结果把盛炖肉的饭盆儿扣在了地上，他把地上的肉块全收集到碗里，打了热水回宿舍一块一块地清洗沾在上面的泥土。别说他为此难过，大家都为他痛心。
几年前，我和来自河南农村的几个朋友聊天，他们如今在北京经商，已小有规模。当我说到困难时期的种种疾苦时，一位和我年龄相近的朋友淡然一笑：
“你们有的吃还能叫做饿？没的吃才能叫做饿！”
我有点听不懂，他摇摇头：
“你们城里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饿。”
我默然。
我不懂他们经历的饿，如同我的孩子不懂我经历的饿；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认知差异何以如此之大。
不论怎么说，有的吃，真不该抱怨什么。
不过说实在的，我也从未抱怨，那一时期的经历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磨练使我们终生受益。
刘校长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是曾在北京搞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位王校长，据说是长征干部，当过某元帅的警卫员，作风简朴但文化水平低。常看见他挽着裤腿在地里和学生一起干活，开会时他在主席台上一坐，从不发言。一九六二年声援古巴大会，群情激昂，口号声不断。开到要散会了，主持人提议：“请王场长讲话！”王场长像往常一样，摆摆手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不说了，不说了。”可是老师和学生的掌声热烈，特别想听听老革命的讲话。王场长看推脱不过，站起身走到麦克风前，迟疑了一会说：
“我不会讲话，我带你们喊几句口号吧！”
然后他振臂一呼：
“古巴必败！”
全场谔然。主持人跑到他跟前耳语了几句，他连忙纠正：
“错了，错了，古巴必胜！”
“美国必败！”
后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古巴必败”。
农校的不少领导和老师我们都给起过外号，大多属于善意的调侃，并无不尊重之意。比如化学冯老师的外号是“使之变蓝”，冯老师讲课极好，语言严谨而不失生动，边作实验边讲解时说话半文半白：
“取碱液少许，加石蕊数滴，使之变蓝。”
令人忍俊不禁，这个外号也由此诞生。我们都特爱上他的课，我也由此喜欢上了化学，并深远影响到我后来的化学教学的生涯。
四．多彩生活
就在我的农校生活逐渐走上正轨时，我的慢性鼻炎突然急性发作。
从南方到北京，鼻窦炎是严寒的气候赐予我的第一个礼物。到医院看过好多次，滴鼻药也用过不少，还穿刺治疗过，都不见效。大夫说要动手术，这要花很多的钱，我也害怕开刀，结果一直拖了下来。没想到二年级冬天时一次感冒发烧引起并发症，鼻子和脸部都肿了起来。我请假回家，到了医院一看，大夫建议动手术。妈妈不愿意出钱，爸爸找奶奶商量，奶奶动用了她的积蓄，才在“天坛医院”给我动了手术。
手术是成功的，奶奶又一次救了我。
这次手术让我前后耽误了将近一个月的课。
农校老师的敬业精神是令人感动的。回校后我不好意思找老师补课，想抄抄同学的笔记就行了，结果各科的老师都叫我去补课；而惭愧的是，那些枯燥的“栽培”“遗传”课程我听着听着就走神，老师问一句：“明白了吗？”我楞楞嗑嗑不知说什么好。即便是这样老师也没有不耐烦，我只好强打精神，不敢再有懈怠。
农校的劳动较多，除了农忙以外，平时各班轮流参加农场的各种田间劳作。夏天要钻进一人多高、密不透风的玉米田里耪地，冬天要抡大镐刨冻土修水渠。到十一月底地里还有未收割完的水稻，必须抢收；劳动委员领来白酒，喝一口酒跳进冰冷刺骨的水田拼命割一阵，腿冻麻了跳上来活动活动再干，没有人叫苦。
学习劳动之余还是有不少的乐趣。学校有许多文艺社团：民乐队，军乐队，舞蹈队，话剧团，合唱团等等。根据兴趣可以自由报名参加。各班也有各班的特色，我们班是民乐之班，因为班上有民族器乐的能人，和我同宿舍的一位笛子高手据说是当时笛子演奏家刘森的再传弟子。有能人带头，个个都想试一把；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