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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下来，我们已完全是“农民”的形象：头戴草帽，手持镰刀，皮肤黝黑。体力劳动使我们吃得香睡得着，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睡觉沉得像条死狗，雷打不动。
班上有的人坚持不住退学了，但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没有退路。
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只是劳动锻炼的第一课，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
劳动的苦我不怕，我心里感到苦。
我本应当上高中，上大学。在育才学校，我哪方面也不比班上的革干子第差，为什么就让我上农校，为什么！
我的那些“美好”的理想，都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沮丧。
我抱怨，我不平，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好像是我的后娘，我在不公正的命运面前孤独无助。
这些可怕的想法像毒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我。
开始上文化课了。
除了语文，我对所有其它的课程不再感兴趣。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课上课下疯狂地阅读。上课不听讲，迟到旷课也是寻常事；有的课我根本不上，在宿舍泡病号。为了能“治理”我，第一任“队长”（班主任）对我软硬兼施，结果也不起任何作用。我向他扬言：“要不你开除我，我正好不想上呢！”把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气得吹胡子瞪眼，差点要打我。
期末考试八门功课我有六门不及格。补考时我照复习提纲恶补一气，虽说是“平时不用功，临时抱佛脚”，佛脚居然显灵，又全部通过了。
一学年下来，我虽然补考后勉强升级，却因旷课太多，屡教不改，班主任把我的材料总结上报，我受到学校记大过的纪律处分，张榜公布。
我破罐破摔，还是满不在乎。
我成了班上乃至全校的“个别生”。
由于我在学校的恶劣表现，爸爸到学校来过几次，我开始认识爸爸的另一面。在外面，爸爸是一本正经的“国家干部”的形象，当着老师，给我大谈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要我热爱农业。在学生宿舍，对我和同学讲什么：“革命同学要互相帮助，树立远大理想。”他讲那一套大道理很认真，也很投入，同学都戏称他是“革命干部”。
二．浪子回头
因为农校的前身是农场，所以在许多称谓上保留了农场的传统。比如班主任叫“队长”，校长叫“场长”，年级叫“中队”，年级组长叫“中队长”等等。到后来学校逐渐发展走向正规，这些老称谓才慢慢消失。
对于我们这些农校的“元老”来说，老称谓更显亲切。
农校有两位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一位叫丛选永，一位叫张维安。
二年级时，我们班换了一位队长，他叫丛选永。
他是个特别祥和的人，时常面带微笑，很少激动，说话声音也不大，显然没有前一任队长厉害。
他上任没多久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找我谈话，和前一任队长不一样，不是批评指责，而是一种关切：
“我知道你的情况，我觉得你不是坏学生，也不是不明是非的人。我说的对吧？”
还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这话让我心里一动。
“你有理想，喜欢文学，这是好事，你完全不用放弃。俗话说‘艺不压身’，将来工作中都用得着。”
“但你别脱离现实，你现在上了农校，就应当有新的理想。”
“马克思都说人是无法自己选择职业的，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留校给你们当老师。”
丛老师说他自己也是农校毕业，比我们大几届。
“别把自己的一辈子荒废了。只要你振作起来，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他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
“你知道吗，中国有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对你抱很大的希望。”
我凝望着他的眼睛，从他的眼光里，我感受到真诚。
我无法把丛老师十几次苦口婆心的谈话内容完全回忆下来。实际上，与其说我是被丛老师讲的道理说服，不如说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的。
在丛老师的帮助下，我重新燃起了上进的希望。
在学校农场劳动的，还有从教育口转来的“右派”和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人。我们的语文老师张维安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年级时，我们在劳动时看见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身体瘦弱的男子在猪场挑泔水喂猪，这个文质彬彬的猪倌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劳动休息时我们和他聊天，他知识渊博，海阔天空地和我们谈古说今，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但问他为什么在这儿喂猪，他笑而不答。
二年级时，他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语文课讲得非常吸引人，上他的课没有纪律问题，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
我们班有好几个文学爱好者，也都是张老师的崇拜者，我们有时到教师宿舍找张老师
聊天。他没有架子，对我们亲切得像朋友一样。
“知道你们喜欢文学，你们都基础不错。听说有的人想当作家、诗人？”
我脸红了，不知他指的是谁。我们都忙着解释：
“不是，不是，就是有点喜欢。”
“其实作家很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尔基小学没毕业，鲁迅是学医的，也相当于中专。”
他笑着说：
“我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你们看我，还不是作家吧？”
我们也跟着傻笑。
“作家需要生活，这些你们现在可能还不懂，以后就能体会了。”
“但千万别混日子，我呢，在猪场就好好干活，现在就好好教书。”
他意味深长地说：
“好好念书吧！你们年轻，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丛老师和张老师的话以至诚动人，寓情于理，深深地感动了我。
老一辈教育家陶行之先生说过：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如果没有二位恩师“从心里发出来”“打到心的深处”的教诲，我或许永远不会消除心中的不平和愤懑，最终成为一个怨天尤人的傻瓜。
压在我心头上的块垒逐渐消融，一度迷失的“浪子”，终于回头了。
张老师也夸奖我的作文。有一回张老师在班上朗读我的一篇回忆江南景色的作文，他那抑扬顿挫富于情感的语调把我带进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写的；如同一支普通的乐曲经由小提琴大师用名琴出色地演绎，展现出神奇的魅力；我们都陶醉在其中。张老师念完后，有好几秒钟，班上静静的。
张老师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有一种整体的内在的美，不能仅注意辞藻的修饰，他引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我一直铭记在心。
他还给我们讲过清代学者王国维的立志成功“三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张老师讲解这几句词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稀可辩。
六十年代初有一股翻案风，给曹操翻案，给潘金莲翻案。我们在图书馆的报刊上看到有关内容，很感兴趣。在给潘金莲翻案的问题上同学们看法不一，成了宿舍熄灯后 “卧谈会”讨论的热点。有的说她反封建，追求爱情自由；有的说她是淫妇，伤风败俗。我们争论不下，去找张老师评判，张老师说得很干脆：
“我觉得潘金莲再追求自由也不应该毒死无辜的武大郎。没这一条，他爱谁都行；有这一条，我看她永远翻不了案。”
张老师的话一针见血，说得我们心服口服。
的确，如果某种男女之情“自由”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人性为什么还要包容它？
“文化大革命”中，张维安老师受到冲击。“文革”后，他的历史问题被平反，张老师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在报刊上发表过数篇大块头的文学评论。他的文章论述精到，行笔流畅，文采飞扬，在当时颇具影响。正当张老师由逆境转入坦途之时，他被诊断得了肺癌。
在他生病期间，我回北京看望过他几次。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中透出一种悲怆，每次离开他时我都几乎要落泪。他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我远在密云，是事后才知道的。
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凡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惋惜。
惜乎痛哉！
诲人不倦、才华横溢的张老师！
三． 刘校长的仁政
农校还有一位好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宗藩。
刘校长差不多每周要给我们作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通常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其中重要的是热爱农业的“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