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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吧！上完了厕所也不冲干净！都臭死人了！”接着是一大套的埋怨。
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继续看书，即便不是我的过错我也不屑和她理论。
她自觉没趣，回转身解嘲地说：
“无敌当了老师变了嘛，真有涵养。”
我不再像小时那样“顶嘴”，对她的无名火我都是如此的处理。
因为作为教师，我已能在人格和品性上给自己和他们定位。
四 。 反党小集团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意“闹”得不一般。
先是批判“三家村”，随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红旗》杂志社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每个人面临的选择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
北京城里出现了名为“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开始造“修正主义”的反。
密云县远离城区，这里的黎明还是静悄悄。
但是家在北京的老师消息灵通，知道那里已经“革命”了，我们还没革，心里颇有些不平。
六月十四号，几个北京分配来的年轻教师再也沉不住气，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意是批评学校党支部按兵不动，敦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发起人里就有救我一命的李老师。他们拿着大字报找我签字，我不假思索地签了，总共签名的有六个人。
大字报上午贴的，下午就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大会。
会议开始，郭校长先让大字报的发起人讲话，他们的发言还是那些意思，没什么特别。
忽然，郭校长把桌子使劲一拍，站了起来，声色俱厉：
“你们安的什么心！这是反对党支部的领导，是反党！五七年右派就是这样干的，我不怕这个！有共产党，有毛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休想！”
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也站起来冲到会议室的前面，高喊口号：
“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顿时群情激昂，口号声一片。
势态陡转，我们这几个人一下子被孤立起来，定性为“六人反党小集团”。有人义愤地指出，我们是“目无组织，骄傲自满”，从而走上反动道路的。
不容我们辩解，也不允许任何辩解。
会议将结束时，一位党员教师——就是曾如“大哥”一样领我买饭票打饭的那位，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声念颂：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另一位语文教师应和：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众人齐声喝彩。
我们六个人垂头丧气，想哭都哭不出来。
会后老师们纷纷表态，校园里到处贴的是拥护党支部的大字报。
组织上找“六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分别谈话，但没人找我；这几个人里就我年纪小，又刚参加工作，他们认定我是个小角色。
跟我关系较近的老教师私下里劝我要和别人划清界限，好好检讨；因为情况不妙，郭校长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
“那个常无敌，刚来这儿就差点把我打死，这就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
我的心一下子凉到底。
但没两天，形势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六月十六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黑帮”。
我们心里有了底，他们心里倒没底了，对我们的批判也停了下来。
六月下旬，上面派来了工作组，在大会上给我们平反，宣布我们的行为是革命行动。
我们摇身一变，又成了造反的“革命派”。
现在想起来，郭校长不过是错把六六年当成了五七年；而我们如果知道五七年，也不会有六六年的蠢动。
我怎么也搞不懂，那个原本有情有义的郭校长，那个软软地说：“小常啊，不怪你”的郭校长，为什么一下子就变得那样冷漠无情，充满了杀气。
五． 革命与人道
我们六个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有感情的，要不是它，我们就真成了“反革命”。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但出乎刘少奇那样的“老革命”的意料，也不是造反的“新革命”所能预料的。
老师们造反，学生们也开始造反，都说自己是造反的“革命派”，各个群众组织应运而
生。学校里揪出了第一批“黑帮”，除了郭校长，还有一些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他
们挂着牌子，弯着腰被批斗，红卫兵有时让他们跪在铺着炉灰渣的地上。当初高喊“拥护党支部”的人批斗郭校长竟也毫不手软，对他拳打脚踢。
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看到那些“黑帮”的绝望的苦脸，不禁想起六月十四号那天我自己的感受。那是一下子被抛到了荒野，成了另类的感觉：恐惧、迷茫、无助。众口一词的谴责足可以击碎任何人的自信，你不知道如何获罪，但又必须认罪。
那是一场人与人性的战斗，胜利者必须抛弃一切同情和怜悯，化除往日所有的承诺和温情。
我理解了爸爸自诩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犯错误”所需的人格代价。
每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付出了人格代价。
那是怎样的一种“大批判”！
从批判《三家村》开始，批《海瑞罢官》，批四旧，批走资派，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电影《怒潮》，批修正主义回潮，批《水浒》，批投降派…
批彭德怀，批陶铸，批刘批邓，批林批孔，从赫鲁晓夫批到安东尼奥尼，从国家主席批到学校传达室当过国民党兵的老头…
我们都狂热地参与，从胜利走向胜利。
但我亲眼目睹的一个人的自杀将这“胜利”动摇了。
那是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学校传达室的老尉头是国民党“老兵痞”，曾在长春与共军对抗，之后俘虏投诚。人人心知肚明，此内情出自档案，必得工宣队领导的授意。
老尉头看这张大字报时，一泡鸟屎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他的光头上，引来旁人的嘲笑，老尉头面如土灰，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
当天夜里，听到有人大声叫革委会主任的门：
“宋主任！宋主任！尉老头出事了！”
原来是值班的红卫兵听到传达室里有痛苦的呻吟声，不敢进去看，来搬救兵。
住这一排房子的老师都被惊醒，有几个人，包括我，一起跑过去看。
传达室昏暗的灯还亮着，门被一脚踢开。
屋子里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地上有摔碎的药瓶子。老尉头靠在床上，由于农药的作用，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眼珠子像要掉出来，表情非常的恐怖。他见有人进来，断断续续的说：
“我…自尽了！”
我感到阵阵恶心和眩晕，视觉渐渐的模糊，眼前一片光亮之后又一片殷红，人几乎要跌倒；我退后几步靠在墙上才勉强站住。我闭上眼睛，努力作深呼吸，足有几分钟的时间才慢慢缓过劲来。
周围一片忙乱，人们连抬带拽地把老尉头弄上了手扶拖拉机。他中毒较浅，在县医院洗胃后第二天早上就拉了回来。解放军放了他可造反派放不了他，当天就开了他的批斗会，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罪名，叫“自绝于人民”。
在运动中因“问题”而自杀的人都叫“自绝于人民”，这是文革中成为定论的说法。这意思也很明白：人民要斗你，你不让斗，这显然是和人民对着干。
我那时已攻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知道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女婿拉法格就是因年老不能工作而双双自杀的，列宁对此评价很高，称他们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再往后，苏联的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九三○年因患“绝症”而自杀，还居然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准。（注）
但在中国，连耿直的彭德怀被批判时也一再向中央保证“不自杀”，包括刘少奇，以被折磨而死表示了他们的忠诚。
我不明白，自杀即便不是明智之举，何以要背负“自绝于人民”的大罪名；毕竟自我毁灭是一件痛苦而无奈的事情！我看到老尉头自杀时那昏昏惨惨的场景，如同见到了地狱。
维克多•；雨果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九三年》一书中呼吁：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但在绝对错误的“革命”之中，绝对没有人道主义的容身之地。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对敌人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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