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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没什么基础，连一只杯子都画不好，我让他们别急，对他们说：“三年过后你们就会画什么像什么。”我没有骗他们，他们成不了画家，但努努力做一名画匠恐怕不是太难的事。他们听了我的话很高兴，他们只希望将来能画什么像什么。
但他们的父母不高兴，原因并不是我怎么教他们或对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对我的品德不放心。他们的父母在私下里结成了联盟，以共同的名义给职业高中写了一封信，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徐阳滚蛋。
应该说学生家长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家长们在信中说，让一个这样的人来教我们的孩子，这让我们怎么能放心呢？男孩子十有八九要跟他学坏，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则无异于狼入羊群啊。家长们最后表示，如果校方不采取措施，任由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他们将向社会呼吁：救救孩子！
家长们很客气，没有使用“流氓”这个词。其实他们就是明说我是个流氓，我也不会太尴尬。我的脸皮已经很厚了。我的脸上都长了茧了。当然，家长们的意见无疑是重要的，这关系到生员的问题，没有生员就没有钱，钱才是关键之所在。但是职高的校长却不好意思对我说，大约觉得跟我面对面的，大家脸上都挂不住。可他做的很阴很绝，他把那封信装进一只信封里，同时附上自己一封信，用糨糊封死，写明由我们领导亲启，交给我并让我转交给我们领导。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卑劣的。我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可悲的。我在毒辣的阳光下紧赶慢赶，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口干舌燥地给学生们讲素描基本知识，讲完了又拿着校长交给我的信，一身油汗，吭哧吭哧地赶在下班之前来到单位，把信交给领导。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包藏着什么内容。我也不想知道，可是我转身要走的时候，领导把我叫住了。“你等一等。”他说，指了指一只椅子。我便坐在那只椅子上等着。领导看信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完了之后把信放在桌子上，想了想，伸出几个褐色的、粗胖的指头，捺住信纸往我面前推移，说：“你也看看吧。”然后点着了一支烟。我看了看领导，说：“这合适吗？”领导点点头说：“合适，看吧。”
两封信我都看了。我一边看一边感觉着椅子上正在长出刺来。
“你有什么想法呢？”领导说，“谈谈你的想法吧。”
我怎么谈我的想法？我还有什么想法？我像个遭了闷棍的人，愣愣地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操，这个校长！”
“你变得爱说粗话了。这也不能怪人家校长，人家也没办法，还是谈谈自己的想法吧，你不谈自己的想法叫我怎么办呢？”领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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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五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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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领导：“我还能回来吗？”
领导反问我，“回哪儿呢？”
我被领导问住了。领导的话很噎人。领导又说：“要回只好回开发公司，单位上刚刚成立这么一个部门，而且还是在上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你叫我怎么办呢？总要把好关吧？抽出去的人一个个都跑回来，你说这事怎么办呢？为难呀是不是？”领导又拉大旗当虎皮。他摇着脸，褐黑色的大脸像皮袋子一样左右晃荡。阳光从窗口退出去。院子里还有知了在叫。我心里有什么在一点点变冷，一点点变硬，然后往下沉。我对领导说：“这也没有什么为难的，我不干了就是了。”领导满脸都是关怀，又摇头，并且还咂嘴，说：“你想好了吗？这事还是谨慎一些吧。”这真难得，领导这么关怀我，处处替我着想。但是我说：“不想了，就这样吧，免得你为难。”领导说：“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样吧，你自己写个报告，说说停薪留职的原因，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也就是个手续，什么都要手续是不是？”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是！”
我背对着大门站着，看了一会儿这幢破败的、总是在不断修复又不断破败着的老建筑，又看看院子里的草和几棵树、一只在被红漆柱子支撑着的廊檐下飞着的孤独的麻雀。经过老胡的传达室时，老胡又把他的脑袋从窗口伸出来，这回他不是让我看报纸，而是问我怎么把脸拉得那么长？他说你的脸成了一条长丝瓜了。我说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单位了。老胡不信，说：“怎么回事？开玩笑的吧？”
我看看他，扭扭肩胛，又抬眼看看晕黄的天，说：“要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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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六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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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雨季来的很晚，比往年大约晚了两个月，到七月中旬才来，一来就非常凶猛，瓢泼一样，哗哗地下个不停。天空又暗又低，压在人头上。
空气湿得跟水一样，散发着潮乎乎的霉味。我的伤疼得非常厉害。我才吃了不到一个月的中药，根本来不及把伤发出来。痛疼就像一把尖刀或一枚大针，在胸部、背部、腰胯和腿、肩膀和手臂之间游动……血在这些地方流得很慢。我发现血液流动的快慢跟雨的大小有关系，满城都溅着雨烟，冷风嗖嗖地四处乱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血液就会凝滞不动，疼痛就会非常锐利地剜割我。疼痛就是一把阴森森的刀。我一天到晚紧紧地皱着脸，实在疼得过不去的时候，我便吞几片镇痛药。
雨水在满街流淌，街就像是一条河。这个多年来一直积水的城市，近几年发展太快，排污泄洪一直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年积月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问题，一到雨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条河，就满街都是浑黑的浊水，所以我们也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我们不但习惯了满街污水，还习惯了废纸、塑料、破鞋等等诸如此类的漂浮物，还习惯了满街游荡的像炸臭豆腐一样的气息。那天我站在区法院门口等的士，就有一只肿胀的死鼠从我面前漂过去。因为习惯，我连眉都没有皱一下。
我不知道区法院为什么要选一个这样的日子开庭。连他们的墙壁上都长着绿斑，椅子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空气里毛茸茸的全是霉味，难道在这样的日子审理这样官司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阳光灿烂的日子便审理那些充满阳光的官司（有这样的官司吗）？雷声大作时便惩罚恶贯满盈的凶残歹徒？春天是春天的案子，秋天是秋天的案子，像我这样不明不白的官司就需要这样混沌不清的雨季？我忍受着伤疼，坐在法庭里水渍渍的椅子上胡思乱想。
我也不知道我的官司是输是赢。法庭说我是有理的，说南城晚报的确是有不谨填的地方，是伤害了我的，因此南城晚报原则上要向原告口头道歉，至于道歉的内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哪些人出面，则由双方具体协商。
我问何律师：“我们是输了还是赢了？”何律师笑吟吟地龇着两颗飘牙说：“当然是赢了呀。”我说：“赢了？”他说：“赢了。”
这么说我赢了，我应该做出很高兴的样子来。可是我一点都不高兴，又浑身伤疼，又在这样的鬼季节，我怎么做得出高兴的样子来呢。何律师说赢了你不高兴？我皱着脸说：“高兴？哦，我很高兴。”我反问他，“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南城晚报是由鼓着一双金鱼眼的江南生到的庭，他也笑吟吟的，那张被我泼过一杯咖啡的倒挂脸收抬得光光的，眼镜片朝我一闪一闪。他把一只手伸给我，想跟我握手，我装着没看见，他便把那只手放在粗膨的肚子上，说：“我们定个时间吧。”我说：“算了吧。”我见一辆的士来了，赶紧伸手拦住它，从区法院沉重而气派的门檐下跑进大雨中。江南生在后面叫我，“你不是赢了吗？怎么又算了呢？”何律师也在叫，“徐阳徐阳！”我头也不回，钻进车里就叫司机快走。司机说：“有急事吗？”我说：“有。”的士便挂着两片水瀑，像摩托艇似地哗哗响着往前冲。
那天黄昏，打鼓佬赵明冒雨来找我，然后我们又冒雨去找那个瘦高个。打鼓佬告诉我，瘦高个叫刘昆，住在橡胶厂。在公交车上，打鼓佬问我的官司赢没赢？我说不知道。他便以为我输了，安慰我说：“没关系，只要找到刘昆一问，你马上就知道坏人是谁。”我说：“你肯定是陆东平？”打鼓佬点点头说：“当然肯定。”
打鼓佬说他一直怀疑陆东平。在联防办他被罚了两千块钱，一回家他爸就给了他两个耳光。他说他妈的那老头，跳起脚来骂我流氓，楼上楼下都听见了，人都被他丢死了。他静下来一想，觉得鬼就出在陆东平身上。打鼓佬一路上说个不停。到橡胶厂去的路坑坑洼洼，路灯还没亮起来，一汪一汪的水倒映着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