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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不知道人家在嚼我。老胡每天上午把报纸送到各个科室，下午下班前又到各科室转来转去，把能收回来的报纸都收回来，存在那儿。他给我存了那么多报纸，而我一张都没看，我不屑一顾，这让他很失望也很沮丧。他说：“你都让人家嚼碎啦，你还不看吗？你呀你呀！”他用一种忧郁的、痛心的样子对着我。
老胡的样子让我很感动。我便硬着头皮看那些报纸，但看了很久还没看出什么名堂。说实话我看不进去。我头昏脑胀。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在说我，可又不是在说我。他们也不说我看毛片，而是说我画画，说一个画家和一个模特儿在一起，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又说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基本的道德标准还是要的吧？画模特儿可以通过一定的机构安排嘛，自己一个个找到家里去画，孤男寡女的，算怎么回事？像两个小孩斗嘴，一个说白，一个说黑，白白白！黑黑黑！黑黑白白，无休无止颠来倒去，如果不是频繁地出现我的名字，跟我真没有多大关系。可他们吃饱了没事干，老把我挂在嘴上干什么呢？
我把报纸还给了老胡，说：“我去找他们。”
负责讨论“徐阳事件”的言论版主编叫江南生，我还没来得及找他，他却先打电话找我，约我在一家宾馆的咖啡厅里见面。我们坐在临街的大玻璃窗边上，他是一个长着一张黄脸的人，鼓着两个金鱼眼，看起来很疲惫，一见面就问我看没看由他主编的那些文章。他说：“我想你肯定都看了，今天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告诉他我几乎没看，至于看法，就是想狠狠地揍你一顿。他感到不可思议，一副很困惑的样子，“怎么这样呢？你居然没看？而且，还要揍我？”他再三问我，“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我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欠揍。”
江南生的黄脸上出现了犹豫不决的神情，“你让我感到意外，把我搞乱了，本来想听听你的看法，现在看来不行了。”他叹了一口气，犹豫又挂在了脸上，像一块脏布帘子似的，“我只好跟你说实话了，这件事也不是我想做就能做起来的，我只不过是负责一个版面，什么事都是有呼应的，上下呼应，你明白了吗？当然，提是我提出来的，人人都要出主意嘛，是不是呢？大家讨论一下，反正是无关痛痒的事，无关痛痒啊是不是？大家都精力旺盛，总要弄出点事情来让他们干干。我原来的意思是想请你也写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或者就直接谈你和模特儿是怎么合作的。这对你也有好处是不是？你也许不知道，很多人都想这么弄，一弄就出名呀；就是发篇文章，还有人给我们送礼塞红包求我们呢。至于我们呢。当然希望这场讨论能继续下去，希望能够添一把柴，把火烧得旺一些。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可我没想到你会反感，你怎么会反感呢，不应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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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五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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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嘴角上堆了两坨黄乎乎的痰沫。很多会说的人都这样，痰沫特别丰沛。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人，我觉得很恶心。我盯着粘在他嘴角上的黄色痰沫，又盯着他的脸，然后看了看我面前的咖啡。我一口都没喝它，我把它端起来，浇在了江南生那张轮廓模糊的黄脸上。咖啡真香。咖啡的香气大面积地漫溢开来。
江南生嗷叫一声，“咦！呀——！”
咖啡在江南生脸上脖子上缓慢地流着。他摸到一把歺巾纸，像防洪抢险似地抢救他的脸和脖子，好不容易才擦出了一片黄色。他顾不得他的衣服，擦完了脸又忙着擦眼镜。他的眼镜没擦干净，还粘着咖啡，他重新戴上眼镜之后，透过擦得花花搭搭的镜片看了看我，又看看自己的杯子，用一只手扶着它，再看着我。
他愤怒地说：“你！怎么这么粗鲁？！”
我说：“操你妈！”
我又说：“我要告你们！”
我本来就想告他们，现在我更是下决心要告。我请了一位姓何的律师，由他将诉状递到了区法院。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南城所有的报纸都把这件事当作不得了的新闻，纷纷报道，而那篇《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作为背景材料，被各报反复介绍引用。真是事与愿违，雪上加霜。这个官司打的还有什么屌意义呢？我对何律师说：“要不我们撒诉吧？”何律师说：“你信不过我？”我想想也是，已经闹成这样，不打又怎样呢。我叹口气说：“那就打吧。”
老胡跟我的看法不一样。老胡说：“这事也许闹一闹才好，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清不了，不如干脆下死劲把水搅浑，搅成了一锅粥，事情也就算了了。”我被他说得疑疑惑惑。他又说：“要不叫余小惠也去告吧，他们不是还登了那张照片吗？叫她也去告，告他娘的！”
他不知道余小惠走了。我也懒得说。我说：“算了，有我告就行了。”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惟一的好处，就是让我妈知道了我的事。她偶尔在报摊上看了一张报纸，便买了许多报纸抱回家，戴着老花镜一篇篇地看，看完了便皱巴着一张脸来找我。她说：“徐阳，你看了毛片？毛片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很下作的东西？还有，人家为什么说你是流氓？你流氓了谁？”我跳过她的第一个问题，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对她说我没有流氓谁，那是人家闲得无聊说着玩的。她瞪着眼说：“流氓啊，这是好玩的吗？你要当心不要学了你爸！”
她真是驴头不对马嘴，这怎么也扯到我爸呢？再说我爸从来不流氓。
有时候我还会到余小惠家里去看看，问问余小惠有没有消息。她妈妈已不再骂我臭流氓了，她没心思骂人了。女儿不辞而别使她伤透了心，开始几天她都躺在床上，脸色灰黄，手上拿一条毛巾，不断地擦湿红湿红的眼睛。我去时总要提一点水果。老余接过水果，默默地放在一边，也不说什么，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余小惠一走，他的苦心就算是白费了，不但面子没挽回来，女儿也走了。看得出来他已经是心如死灰了，他连叹气都懒得叹了，垂着头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声息。
对于我的官司他没发表任何意见，倒是余冬把我叫到大门外的巷子里骂了一顿。余冬说你妈的还有脸打什么官司？你还嫌不臭是啵？他又威胁我，不准我再去打搅他父母，如果我再踏进他家的门槛，他一定会狠狠地收拾我一顿。他恶狠狠地说：“看我怎么拆你的骨头！”我对他说：“你要拆我的骨头尽管拆，但如果有你姐姐的消息，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声。”他咬着牙说：“你好意思！”
在等待法院开庭的日子里，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不用在单位上班了。领导把我抽到单位跟一所学校合办的美术班当老师。我没问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明白，问了反而没意思。何况领导已经说了，这也是上级领导的意思（虽然我知道他在胡说，但这一次他倒没有患癔想症，没有直接扯哪一位领导），并且只是工作的需要，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领导说，我非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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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五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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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不愿呆在单位上，单位上那些人本来就跟贼一样。－－我这么说可能伤众，一竹篙扫了一船人，但仔细想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群众防领导像防贼，领导防群众更像防贼，同事防同事则是贼防贼。一伙贼啊。而我出了事之后，便成了贼中之贼，尤其是还有脸把一场官司打得沸沸扬扬。不过他们都很关心我的官司，他们要嘛对我过份亲热，见了我就问官司怎么样了？要嘛不阴不阳，脸上浮着一种犹豫和不安的表情，说，你的那个什么官司……打得赢吗？
学校在城北，刚刚由普通中学转为职业高中。学生都不小了，都是高中生，一个个青春勃发，从身体到声音都趋于成熟。我的课不多，每天上午两节。上午上课，下午我在家里熬药。老胡给我介绍了一名老中医，老中医看看我的眼睛，又看看我的舌苔，给我开了张药方，让我照方抓药，每天一副，说是三个月以后就没什么事了。老中医说：“吃药要有耐性，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是没用的，你的伤要是不发出来，以后留在你身上你就知道厉害了。”
我房间里全是苦丁丁的药气。我觉得我的脸都被药气熏黄了，我连骨头里都冒着药气。不过我的学生对我还不错，他们觉得我还像一个画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一张苦涩的脸，还是一条不长不短的马尾巴？
他们都没什么基础，连一只杯子都画不好，我让他们别急，对他们说：“三年过后你们就会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