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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
三、 加藤嘉一在2003年“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当着陆到北京机场时，处于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的“三无”状态。从“零” 开始在北京生活。
四、 加藤嘉一是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他曾经参加过70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如东京大学—北京大学“京论坛”、中国人民网—日本一桥大学“中日产学论坛”、人民网“强国论坛”、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留华网”、东京女孩展演（Tokyo Girls Collection）等。
五、 加藤嘉一是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他曾经参加过100多个中外媒体活动，接受过300次以上的采访，如凤凰卫视“全球连线”、“华闻大直播”、“文道非常道”，CCTV9“DIALOUGE”，CCTV新闻频道“新闻调查”、“实话实说”，CCTV2“对话”，CCTV4“同乐五洲”，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日本NHK、北京卫视共同制作加藤的纪录片“纪实天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会客厅”、“People in the Know”，搜狐直播室，博客中国访谈，千龙网“网上大讲堂”；《瞭望东方周刊》“东游记”，《南方周末》，《南都周刊》，《法制晚报》“老外说事”，《环球时报》，奥运盛典，中日传播网，英国《金融时报》，日本媒体NHK，周刊《东洋经济》，《朝日新闻》“AERA”、“论座”，共同网“My Opinion”等。他是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热心观察家和参与者。
六、 加藤嘉一是图书作者。他曾经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8月）；《产*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编委，论文作者，海洋出版社，2006年9月）。《红楼飞雪——海外校友情忆北大1947—2008》（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七、 加藤嘉一是同声传译者。他能流利使用日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曾经在学术研讨会、国际论坛、商谈、文化娱乐活动等多种平台担任过同传或交传的角色，达 100多次，比如北京—东京论坛。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5）
八、 加藤嘉一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日语教师。
九、 加藤嘉一在日本初中、高中时从事专业长跑运动，参加过全国大赛。
十、 加藤嘉一是谈判者。他曾经在政治、经济、商业、文化、艺术、学术、娱乐、体育等各种国际场合扮演谈判者的角色，发挥语言、协调、沟通之优势，使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愿望实现最大化。至今谈判次数超过200场，
这是两年多之前的状态，现在有所变动，其中有进步，也有退步。2009年，我一共接受了318次采访，尤其在人物专访时，大部分记者都要问我：“加藤，你怎么会做这么多事情？”每当遇到这一问题，我一般这样回答：“因为，光靠一个事情，一个领域，一个层面，我是无法做到第一（No 1）或唯一（Only 1）的。所以，靠多个事情，多个领域，多个层面，这样我做到第一或唯一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认为，“深入多方面，熟悉多方面”是从政的基本条件。这样做无疑令人疲惫，还很有可能让人陷入短命，但从政归根结底是统治大众的艺术。大众是什么？大众是五花八门，五方杂处，百花齐放。什么人都有，官僚、商人、学者、记者、作家、艺人、黑道，老人、中年人、年轻人，男人、女人，同性恋、变态、疯子……反正，一个社会是由多个不同的角色组成的。政治家是要面对所有这些角色的，不管你喜欢跟哪一群人打交道，你都必须要面对所有人。那么，前提是，即使你有偏爱或专长，你也要尽可能熟悉所有领域的规则和人情。这是政治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我从小尝试那么多事情，涉足那么多领域，这一切都与我对未来的规划和自己的人生目标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四十不惑。我从政，当政治家，大概是过了四十岁后的事吧。之前，我宁愿扮演流浪者的角色。这有几个原因。一，我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人，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从小受政治熏陶，不管你的意愿如何，都在家庭的安排下，自然而然走进政坛，不像自民党下台之前占议员总数三分之一的*那样，我需要靠着实力和运气一步一步向前走，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能急功近利，否则，欲速则不达。二，造成近年日本政局不稳定的重大原因之一，无非就是丑闻太多。不正当的权力斗争，缺乏能够让选民接受的健康政策竞争等，使日本政界显得很乱，不好靠近，若在年轻的时候，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轻易接受某一特定派阀的邀请从政，就必然会被那种愚蠢的、幼稚的、无奈的权力斗争卷进去，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三，我对从政这一工作的信念坚定不移。从政对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结果”，换句话说，“集大成”，而不是“过程”。政治既是我从小梦想着的舞台，也是我这一生要去完成的事业。
曾遭到过车祸的我对生与死的认识是冷静的、理性的，我不指望自己非要长寿不可。只要过得充实而满意，开心而不后悔即可。假如我在42岁从政，且认准了自己的目标了，那么需要非常认真地做好这份事业。我今年26 岁，距上面假设从政的年龄还有16年，这段时间叫做过程。这个过程怎么走是个关键，日本人相信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我走进政坛之后的成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在这个准备过程中的积累如何。因此，这个过程很重要。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6）
我18岁选择来中国是正确的决定，不早，也不晚。今天日本的年轻人都很内向，不愿意往外看，缺乏国际视野，充满封建主义。很多有识之士已看到这个问题，比如，在中国也很著名的企业家、战略家、教育家大前研一先生等人士也时常鼓励年轻人走出国门，多接触海外的东西，才能反思自己的祖国的再生需要什么。
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外国”，但又和一般的“外国”不尽相同，这和中日之间漫长而复杂的交往关系有关。古代时期，日本朝贡给中国，中国册封给日本。当年的天皇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城市规划、先进文化、制度建设等等。今天京都的城市面貌有当年长安的影子。我们日本的年轻人在小学、初中、高中历史、语文、道德课程里面，接触中国史、中国思想、中国人物最多。虽然近年以来日本人的反华情绪或对华警惕感、不信任感有所升温，但请中国朋友们相信，日本人一向对中华文明有崇拜之心，只是出于面子，不好意思直接表达而已，这里面有一种逆反的心理，跟我非常尊重与敬佩的韩寒当初的某些做法一样，叛逆而已。
从经贸往来、地区合作、政治发展、军事安全、文化交流等任何角度看，中国和日本之间都存在着史无前例的互补性。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对正在相对衰落的日本国民来说，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一点时间，但我们总有一天会调试好民族心理，正面接受中国崛起，利用中国崛起，影响中国崛起。我来中国留学，以往年的日本主流意识形态，一定被看成“亲华派”或“知华派”，这本身是个荣誉，但我不会接受这一称呼。在今天的日本，“亲华”或“知华”绝不是完美无缺的褒义词，有了这个头衔是不好在国内混下去的，如果被贴上对中国有特殊情结的标签，则会被认为无法从容而理性地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展开政策。我不知道，中国的“亲日派”或“知日派”在国内的境况如何。在了解了中国之后，我希望做一个“国际派”，即不是只有在一个大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而是有在多个大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那么，除了中国之外，另外的大国在哪里？
答案不难找到，那就是：美国。
我早晚会去美国的，这是我必须完成的功课。今天的日本国在国家安全上依靠美国，在经济贸易上依靠中国，这两个大国对日本维持生计、生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我未来在日本从政（当然我也不排斥在国际政治上发展，但合理的位置何在，还在探索中）的角度看，光有中国背景的我绝不会轻易地被选民接受。但既有中国背景，又有美国背景呢？日本是个岛国，岛国的国民本身有岛国根性，这是一种排外主义，因此，对于“国际派”本身也抱着一种叛逆意识。从迎合选民的角度看，或许不出国最好，在国内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