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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之间还有一宗不平等，则是法律上的不平等。旗人涉法，分别由宗人府、内务府、各地通事厅管辖（或先行审讯），而逸出国家司法体系之外，在旗、民发生纠纷时，其理讼、量刑将不可避免庇护旗人，引致汉人不满。尤令人愤愤不平者，则是旗人在刑罚执行方面亦有优待。如，旗人犯法依律当充军、流放、坐监者，可以带枷示众代替：汉人判徒刑一年，就得坐满一年牢，而等罪旗人带枷二十天便可抵刑；汉人被判流放二千里，旗人带枷五十天即可。甚至，犯了死罪，如“殴死有服卑幼”，汉人例由刑部“汇题”（成批办理），皇帝泛览一过後便行刑抵命，若是旗人，则须逐案“请旨定夺，不得概入汇题”。若其父祖伯叔兄弟及子孙阵亡的旗人，只要未犯下谋反、杀父等“十恶”不赦之罪，“准免死一次”；其本人尝因出征负有重伤，或军前效力有据，“亦准免死一次”。这么一通融，绝大部分旗人（尤其是满洲人）便都握有一面免死金牌。官制上的不平等，不影响平头百姓的生活；婚姻上的不平等，汉族的旷男怨女亦应无怨言；福利上的不平等，“非国有”国民也勉强能接受；但是，有人取了你的性命，却可“免死一次”，岂不太过恐怖？更恐怖的是，享受这种特权的人竟有数十万之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钱穆总结清代的民族政策，谓其主要特色为：“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其语盖为康熙五十一年上谕“永不加赋”之旨而发。虽然此项“德政”已被诸多史家、经济学家共同判定为徒有虚名，此後清廷行政，不仅不能保持低税费，反而在实际上加深了人民负担，然其立法之初心实无可指摘。但是，根据上述恶法，因旗人可以多死一次，故汉人须以来生为注，方有资格参与这场惨淡赌局；虽不必旗人个个嗜杀，然已导致无辜汉民午夜梦回，便须提醒自己无论何事，务必忍气吞声，切不可与在旗之人较一短长，以免血光之灾。此情此景，不必身历亲睹，偶一思之，便令人气沮伤心也。这难道也算是“讨好民众”么！
在政治上的共和特色被阉除後，仅馀民事福利和刑事特权的八旗制度，虽然令统治集团内部的执政风险减低至最小，甚至因此让皇室拥有了数百万的铁杆支持者，但是，这个制度却不但深深伤害了“士大夫”，也狠狠伤害了国中绝大多数非旗籍“民众”。由此，我们似可明白：为什么清朝覆亡时“殉国”的人数那么少，堪称史上少见；为什么辛亥革命时，“叛军”就凭着根本不足燎原的星星之火也能颠覆政权；为什么民国成立，喊一声剪辫子，全国民众踊跃响应，似乎一夜之间便完全忘记了三十年前对“长毛”的鄙视。由此上溯，我们更可以明白：为什么道光政局的特点是“万马齐喑”；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丧权辱国的幾乎全是八旗子弟；为什么道光末一个小县城的暴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掀起那么大的波澜；为什么同治中兴的名臣名将幾乎清一色都是非旗籍；为什么甲午海战後，旗籍势力卷土重来，甫一动作，便陷于亡国境地。
盛世之衰
衰世耶
龚自珍是个酷评家。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他写了二十幾篇酷评，称《乙丙之际着（塾）议》，第九篇讨论治世与衰世，出语冷峭，堪称其中最酷者。其首曰：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自珍认为，所谓治世，所谓衰世，光从表象是看不出来。衰世之文章固不乏正大典雅之作，衰世之定名树义也能堂皇冠冕，衰世之音乐不必全是“怨以怒”、“哀以思”的亡国之音，反而往往都具有“安以乐”的表现形式。这个道理不难明白，读者诸君去图书馆找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报要刊，择其头版首篇，盥手焚香，大声诵读；或购买幾张样板戏的影碟，摇头晃脑，随声附和，必也居然有身处治世之感矣。以此，自珍才会拈出一个“才”字，展开评论。治世与衰世，表象可以相同，本质却迥然有别，最主要的，就是治世有才，衰世无才。不仅庙堂、边阃无才相才将，即士农工商各界亦无才人，甚至，连小人都没了小聪明，全是一帮钝贼蠢盗，如坊间电影所谓“技术含量太低”也。然则，世之治与不治，究视乎其人之才与不才；那么，衰世之所以形成，竟是个遗传学问题：与“才”有关的基因都发生突变，遂生出满世界的无才之人？自珍曰：非也。他说：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原来，造物者向人世提供各项资源，俱有保留；惟天之生人、天之生才人，最不吝啬，不论治世衰世，都会生出一批才士与才民。而世之有时而治，有时而衰，其原因全在乎斯世所以待才之道。治世，不用说，人尽其才。衰世呢？则一才甫出，“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所谓“戮之”，不是说肉体上消灭，而是在精神上进行摧残，只要写帖子骂他、戴帽子压他、斜着眼睛瞧他，才人也就被“戮”掉了。而且：
“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戮其心”者，就是诛心大法，此法非吾国独有，然论此法之百代相传、发扬光大、愈演愈烈，则四海以内、万国之林，似无出吾国之右者。大家小日子都过得好好的，你凭什么就忧愤啊、思虑啊、要作为啊、要讲廉耻啊、要去渣滓啊，你有病啊？有病就得给你治，病得不轻给你慢慢治，三年也罢，十年百年也罢，不把你给治好了，还真对不起这诛心大法。当然，治好了病，才人也就被“戮”没了。因此：“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衰世之才人，死路一条，所以，他渴望治世早日来临。左等右等，等不来治世，他心一横，便日思夜盼以求乱世了。乱世固然不好，但至少有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至于随乱世而来的血海骨山、抛妻别子，便匪所思存、无暇计及了。
然自珍此段酷评终是寓言体，而非观点鲜明的时评。孔子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吾人翻开历史书，便可知道，早在自珍写下这段“空言”以前，“悖悍”的白莲教便已做过一桩“深切着明”的大事，大清的天下早非治世，亦已结束衰世，实已迎来了乱世。
治世乎
清圣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孙高宗（乾隆）践阼之初，便发下大愿：“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这算是孝道之一种；例如，老爸在世没尝过冰淇淋的滋味，儿子有机会吃，按理即当拒绝——否则，口体之享受“有加于先人”，大不孝矣——然形格势禁，也有拒绝不了的时候，这时，就得痛哭流涕，说幾句伤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