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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看吾国史书，新开之国，往往不顾百战之馀的疲惫，先不急于休养生息，而务必将境内残敌、边疆祸薮剿灭无馀，方肯罢手；此与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个道理。这种做法，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军队要保持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战，“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云云，其实不太可靠。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训练，以赛代练可行，一味只练不赛则不可取，长期集训制终不如经常联赛制能锻炼人才，就是这个道理。开国不久，一日不去隐患，则一日不得安生，与其姑息养成未来之大患，不如趁着军队尚有馀力，先下手为强。要知道，此时所对之敌也处于久战之馀，来不及休息；你觉得自己不行，他还更没信心呢。毛泽东云：宜将剩勇追穷寇；有得之言也，岂虚言诳语哉！一旦扫清馀氛，自然可以马放南山，军队也就以练为主了。境内再无军事建制之敌，须预防者不过鄙民农夫之哄乱而已，军队虽无昔日锐气，然郑重其事，不掉以轻心，亦足资弹压，且内乱之起，往往因政治腐败，又非纯军事问题也。且二千年来，改朝换代纵然频繁，终赖有千年不绝之文教传统可以传薪续断，视为同一国家在基本政治主张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更换政府可也；虽每次组阁，用的是武力而非选举，终无伤大雅。但是，清末以来，中西交通发达以後，出现了全新局面，一旦外国启衅，久不闻鼙鼓的军队倘若不克御侮，则因文化迥异之故，亡国事小，亡天下之祸甚大。而最新之局，又有所谓文化冲突论、经济侵略术者，与军事冲突互为表里，未知孰愈，大费人思量。百年来志士仁人便在这内忧外患的大问题上上下求索，似迄未觅得最终的全盘解决方案，以故孙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言犹在耳，关心国事者不可一日释怀也。走笔至此，离题太远，请再述八旗、绿营事。
三藩之乱虽在玄烨意料之中，但是，赖以平乱，却非他恃为後盾的旗兵，而是绿营兵。举个例子，旗兵南下顿于荆州，与三桂军相峙，不但历八年之久不能进一步，甚而有欲举襄阳投降者。即此可窥见旗兵底蕴。而这场漫延云、贵、川、湘、陕数省的大动乱终于被扑灭，则应归功于统帅绿营之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诸将，玄烨不得不说：“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自此後，八旗之兵日渐衰落，终于堕落成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军事集团。
皇太极、胤禛裁抑各旗首领，限制以至取消各旗的自主权，其义与玄烨撤藩相似，都是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只是，扫除三藩如斩草除根，永无後患，废除八旗共和之制却贻患後人不浅。旗主及旗内权贵虽被架空，而八旗体制却蜕变为一种享有特权的福利制度，被整体保留下来。特权生长之土壤，其名曰不平等；在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满、汉之不平等，严格地说，应称旗、民之不平等，举其大者，略有四端：
清代官制，有满缺、汉缺的区别（另尚有蒙古缺、宗室缺，不备论），满官可补汉缺，汉官不可补满缺。中央部院职务，分设满、汉，如满尚书、汉尚书，满侍郎、汉侍郎，满章京、汉章京之类，而满官之权大于汉官。且满人往往出任政府中职别较高之官，汉人则多充卑职，以故，官吏中汉员占比虽不为不高，而为数较少之枢要官，则幾乎全属满、蒙。後来论者总结这种官制，乃曰：“夫以民籍计之，满人之数裁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平心论之，满洲既入主中国，其中英迈之才自应多有，出为官守，可谓得人；而对丰镐旧臣，以官爵酬庸，这种做法，固为二千年来吾国乃至外国乃至人类社会之不可避免者（如美国选举中捐款多者，例得出任驻外使节等职，亦无非酬庸之遗意），满洲以此奖励世臣，亦不可厚非。然因此造成统计学上的奇观：1％=99％；斯又不得不谓为过分，而民族矛盾以此酝酿激化乃至终亡其国，孰谓无因？
满汉不准通婚。此一政策之流衍变化，颇有趣味，不妨多写幾句。满洲之初，礼法未备，其族之强劲生命力固在乎是，而野蛮性亦在乎是。其中，抢掠婚（MarriagebyCapture）便是满洲特色之一种，而明国及朝鲜女子被抢者，为数最多。顺治以前，满洲自甘为强盗，出征作战，每以“抢”为名；如“抢西边”（谓蒙古境）、“抢昌平”（谓明境）等。其时在满洲为臣之汉人，乃大摇其头，叹曰：“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乎！”入关後，此风稍歇，然迟至乾隆中期，旗兵征新疆准噶尔，仍然发生了“掠获妇女”的“丑闻”，可见其俗入骨，难以根除。满洲此一陋俗，令汉族平民之有妻女者闻风丧胆；而汉族士大夫则有一种“华夷之见”，己虽臣服，犹不欲家中子女与异族婚配。顺治初，诏告天下：“自後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本来是一条借通婚以消泯民族畛域的良法，却因为上述原因，而引发汉族民间的恐惧：“哄闻满洲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洲男子，名曰‘满汉联姻’。人家养女者，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真亘古未闻事也”。谣言愈演愈烈，後来竟又哄传“满汉联姻”不过是皇帝为了采买秀女而找的借口。于是，“满汉联姻”的良法美意被民族间的猜忌破坏无遗，清廷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继续推行“新婚姻法”，实不可行；收回成命，或再诏禁止，又显得荒唐儿戏。惟一可行之策，只有缄口不言，或在内部密谕废止。考察史料，此後虽无明令禁止满汉通婚，但光绪末年尝有上谕：“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馀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云云；可知，顺治初准予联姻之诏，後来实际被废除掉了，且又立法禁止二族通婚。此即有清一代满汉不通婚姻之来龙去脉，究其始，乃汉族反对通婚，实非满洲之歧视政策。然着为禁令，终予人以民族不平等之口实。
旗人有关外、关内之别。关外，指山海关以外之奉天（约当今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所谓“东三省”。今日称东三省，固为简称，而无特别含义；在清代，东三省则是汉人的禁区、旗人的特区。清代行省最高长官称总督、巡抚，东三省则以将军、都统管辖（因为绝大部分旗户都隶军籍，故用武职之将军、都统进行管理），可视其地为军管区；汉人可自由出入各行省，东三省则非贸易营运人员不得擅入，更无论落籍，此所谓禁区；东三省常住民只有一种，就是旗人，则谓为特区，亦无不妥。清廷在国土内划出一个东三省，实行特别管理，其用意，据钱穆称：“惟恐中国不能久踞，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备作退步”；鄙意除此之外，应当另有经济或曰福利的考虑，盖以地广物博之东三省，尽付与不到三百万之旗人，其生计之容易，远较各行省之人民为优。关内旗人，有京师八旗、驻防八旗之分，而俱以政府赐发之“恒产”、“月薪”维持生计。旗人之有“恒产”，乃拜“圈地”政策所赐。顺治元年上谕户部：“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这个政策一直执行了二十多年，直至康熙八年方下令禁止。诸王、勋臣不论，每一旗“丁”即可分到五十亩地；而乾隆中期以前全国人均拥有田地不过二十馀亩，此後更是逐年减少。再说旗人的“月薪”——八旗兵饷。旗丁饷银，每月自一两五钱至四两不等，另可岁支一吨多大米，不仅糊一己之口，且可赡三口之家。今语云：“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旗户因隶于军籍，坐得不动之产、按月之薪，则不仅光荣，且大捞实惠，胜于今人远矣。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可是，旗人此一“恒产阶级”日後却整体堕落衰败，孟子其果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人乎？然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说得实在武断。古今中外，有恒产而又有恒心者，实不多觑，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左宗棠语），持之以恒，卒有所成者，却是屡见不鲜。窃谓孟子之语若改成“有恒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