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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贯彻二中全会决议，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规定，及时组织力量转入城市工业，为以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准备上来检查则做得很差。对于如何从组织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更好地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认识不够，研究得很少。中组部对中央有关组织工作方面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贯彻很差。
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精神领会与贯彻不够，对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新情况认识不够。例如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上，有“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提法，这显然是对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的一种摇摆。又如在同一会议上，没有强调指出当时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将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危险。之后，在对农村整党要求上，也没有及时地提出防止与反对富农思想的影响，直到“三反”、“五反”时期才为中央指出与各地实践所补正。又如在是否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这样的原则问题，子文同志在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是有错误的。又如在党的干部政策掌握与贯彻上，“三反”以前，对任人唯亲，特别是对于只重文化、才能，忽视政治品质的倾向，没有及时地发现与纠正，没有展开必要的斗争。这实质上是一种“右”的观点。
从党的组织建设上来看，也还表现出对于坚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组织原则的严肃性，认真地、有效地贯彻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议不够；对于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与提拔工人干部的指示，对工业老干部的培养提高与关心做得很差。如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对于警惕和严格防止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富农、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分子混入党内，以保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方面注意不够。在对待叛变自首分子的审查上，也还不够严肃，使用也有不够妥当的，这自然就增加了领导骨干中的成分不纯。反之，对农村、工厂中党员所存在的问题却估计得很严重，仅仅根据某些地区农村支部的典型调查，就估计农村有30~40％是不够党员条件者；对工人党员也不适当地估计有25~30％是不够党员条件者。事实证明农村不够条件者至多不过10％左右；而工厂中党员不够条件者以旅大为例，至多也只有4％、5％。为什么对于叛变自首分子却严格不够，而对工人农民成份党员的问题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呢？这是否仅仅是个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问题？是否与政策思想指导上存在的某些偏差有关？
关于积极地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以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生长优秀的工业管理人才，以便更有力地保证经济恢复与工业建设任务的完成，这正是党在过渡时期在党的建设上的一个严重的组织任务。对此，中央在1948年底即有指示，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以及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也均有所规定，但作为中央组织部职责上来检查，自1951年以来很少看到中央组织部都对这方面工作的系统检查与具体指导。没有认真组织执行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工人党员的精神，仍然只是把整建党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未转向城市工矿。这样也就大大地影响了工人干部的生长与提高。
3、中央组织部在组织工作的业务指导上，或多或少的存在脱离当前中心任务，而孤立静止的进行工作的现象，对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经验学习不够的严重缺点。
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组织工作的政策思想指导上，对党的总路线，对恢复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任务存在着不明确和模糊的地方，甚至有某些“右”的观点。因而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贯彻就很不够……因而在组织工作业务指导上也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脱离当前中心任务去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组织工作的现象……再加上个人领导上的“打杂”思想，钻研不够，应该认为这是政治责任心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才是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基本问题。
（四）轩然大波
张秀山和郭峰的发言都涉及到关于组织不纯问题，张秀山甚至说中组部“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叛变自首分子“处理得不严肃”；【注28 这里暗示所谓61人叛变自首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刘少奇的罪状之一，11届三中全会以后，此案得到平反。】还有对待富农党员的问题，这些显然是有所指，因而触怒了一些人，引起极大震动。讨论时，华东、西北、东北代表的意见一致，华北坚决反对，双方争吵得厉害，竟起轩然大波，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讨安伐刘”风波。
按理说，张秀山和郭峰都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在会上当面讲，而不是在会下背后讲），不仅是分内的事，是他们的正当责任与权利，而且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党章规定的事。即使这些意见提得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也不能由此说他们是“反党”，是“搞阴谋活动”。
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或许是毛泽东始料不及？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收场。
由于会议出现较大的分歧，毛泽东指示大会暂停，先解决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要求领导小组按照《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团结。毛泽东还召开书记处会议、各大区书记会议，讲团结。
针对这种局面，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上说：“……会议进展得不够好，出了偏差。中央认为，问题出在中组部内部不团结、有矛盾上。因此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也就是饶、安的矛盾问题。”
（五）风向陡转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提出，全国上下要求团结稳定，再争论下去，既不利于团结，又不利于贯彻执行总路线，违背民心、违背大局。谁来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如果说，在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还情愿充当“批薄射刘”的“后台”，那么在组织会议上，饶漱石的确有辫子可抓，毛泽东不能为其辩护，不能为“讨安伐刘”承担责任。他权衡利弊，决心改动初衷，暂停这种“桌面上的斗争”，向刘少奇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他不再强调“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转而强调团结，强调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刘少奇10月22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的讲话稿上，加了以下批语：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注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同日，他对饶漱石的发言稿补充道：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注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于是，会议的方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由原先批评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着重解决饶漱石对这次会议的领导思想问题，批评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刘少奇、安子文野进行了自我批评。
争论暂时平息，会议于1953年10月27日结束。
这段时间，高岗正在南方休假，对组织会议发生的事情，只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片段。尽管高岗没有布置张秀山和郭峰去发言，他事先也没有看过他们的发言稿，他们发言时他根本不在北京，但他还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