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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峰还觉得对富农党员处理问题根据不足，张秀山的信中提到安子文有一封给高岗的信可参看。他便向董文彬要来看了一下。
最后，高岗对郭峰说：秀山的这个意见我就不看了。哪些该讲，哪些不讲，你和鹤寿一起商量吧……你告诉秀山，最好不要谈，我看这次会上展不开，可用大区与会同志名义谈，不要乱扣帽子，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他又对王鹤寿说：你去鞍山路过沈阳时和秀山谈谈，他若是谈，在富农党员问题上也要作自我批评才有说服力。
郭峰随即打电话向张秀山汇报了情况，并说王鹤寿去鞍山路过沈阳时会和他详谈。张秀山说他马上要到北京开粮食会议，他的书面意见暂时不必转给安子文了。
1953年10月9日，张秀山到北京，因郭峰正在开会，由李正亭向他简单谈了会议情况。当张秀山得知高岗没有看他的书面意见时说：“算了，算了，不写了，当面谈吧。”
1953年10月10日召开大会，安子文发言，对八年来的组织工作作了检讨。11、12日两天分组讨论。
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者对安子文的发言不满意，认为缺乏政策性、思想性。
小组会后，郭峰向张秀山汇报了大家对安子文发言的意见，再次建议他最好不讲；要讲的话，也要少讲些。张秀山表示同意，并说要找安子文谈谈。
1953年10月13日晚领导小组讨论大会发言问题时，提到张秀山的发言。饶漱石说：秀山已同我和子文谈过，就不准备在大会上讲了。我已同意秀山不讲了。
刘少奇说：我听子文同志讲，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嘛。
饶漱石：秀山说他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
刘少奇：不要紧，只要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了。不会误了什么。
饶漱石当即让郭峰转告张秀山准备明天发言。但会议结束时饶又对郭说：你不必去了，还是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吧。
当晚七点左右，郭峰去张秀山住处，说领导小组会议决定要你明天发言。在发言前，你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
这时接到电话，说饶漱石要来，郭即辞出。饶漱石向张秀山传达了领导小组会的意见，让他准备明天再会上发言。
不一会儿，郭峰接到张秀山的电话，说毛主席找他们谈话，马上就得去。
直到夜里12点左右，张秀山才回住处，郭峰和赵德尊即去询问情况。
张秀山说：主席找参加粮食会议的部分同志谈粮食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会后我向主席请示：说安子文和少奇要参加组工会并发言，问他有什么指示。
主席问：你准备讲些什么？
张秀山谈了自己准备的意见（已由八条压缩成五条）：
1、认为中组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一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
2、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
3、中组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
4、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
5、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
缺页162页、163页
安子文同志的这些话给东北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传达后，曾经在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2、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会后；各地区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批评批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就是说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党的决议和党章；否则就会犯错误。
3、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得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内应当如何工作；虽然各地都创造了不少经验；但中央组织部却没有很好的加以研究总结；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指导。如对厂长制与党委制的争论早就应该作结论的而未作结论。其次；组织工作没有很好地保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也表现在干部的配备、培养和管理上。这几年来；及时地逐步地统一干部管理做得很不够；也未及时地有计划地大批地抽调干部到工厂企业及其他财经部门中去（当然也抽调过一些）。从全国范围看；干部的配备使用有很多不适当的地方；而中央组织部也未能及时作合理的调整。
4、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却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
5、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
……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
安子文同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七大”以来的八年当中；情势已有很大变化……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考验了领导干部。有些同志在战争中、土地改革中、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对这些问题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确的。现在看来；整风以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这些同志在整风中背上了包袱；觉得教条主义的人不行；经验主义的人也不行；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意见；不和人商量问题；因此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陆续翻了船。党的组织部门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应该从运动中来看干部；看组织。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观点上看问题；则必然要犯错误。
张秀山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时；刘少奇同志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张秀山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三）郭峰的发言
1953年10月10日安子文作了关于中央组织工作检讨发言后，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同志不满意，认为哪个检讨缺乏政策思想性，不认真。在酝酿与讨论大会发言时，只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主要是说要照顾到中央组织工作历史发展情况，不能要求过高，责备更多。郭峰在准备大会发言时为采纳这个意见。
发言稿写成后，由大区与会同志再度讨论，作了某些辞句修改。1953年10月14日下午，张秀山在大会发言后当场看了一下，提出要加上两点，一是对党员八条标准问题提法的意见，一是对整顿基层组织决议中有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不妥当提法问题。但郭峰认为似乎没有必要，故两条意见均未加进去。
因为巩固在1953年10月3日就去了南方，他没有看过郭峰的发言稿。
1953年10月15日，郭峰在大会上发了言。
张秀山的发言，涉及的都是大问题；郭峰的发言主要是业务方面，其内容大致是：【注27 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简报。】
安子文同志的个人检讨……从检查过去组织工作方面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检查工作的前提，没有检查的标准，因而也就难于辨别是非，也就必然缺乏思想性、政策性，质量不高。
现在就东北地区小组对安子文同志发言的讨论中所提出的意见，综合为以下三个方面来谈一下。
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几年来，三次调动干部到新解放城市搞接管，到新区搞土改，接着，又调干部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之后又集中一批力量建立中央机关，并按照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大力地组织与指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整党建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要从保证党的总路线的贯彻及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