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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儿，后边有人给他撑 腰，原是有恃无恐，但是老蒋一泡尿撒下去，他的炮就不响了，预告要做四篇， 只出了一篇即戛然中止，这是近三两年中看报的人都还记得的事情。他始终 打着北大、蔡导民、胡适之的旗号，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近来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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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朱家骅、王世杰勾结了，给蒋记盗运北京文物往美国，去年为郭沫若、马 衡等人所举发，通电布告朱、王、傅三名为战犯，那时他已逃往台湾，投靠陈诚 去了。因为陈诚是他的至亲，所以他做了台大校长，特别有力量，那边的学生 与知识分子很吃他的许多的亏，那是可以预期想得到的。自海南岛与舟山相 继解放，台湾一隅岌岌可危，匪帮大小头目已见动摇，各思逃窜自找生路，据 说傅某也在设法离台，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消息，傅是一个胆小敏感的人，他 的急想逃命正是很好的证据，足见树例猢狲散之迫在眉睫了。②
半年之后，周作人得知傅斯年在台湾因病去世，又在《傅斯年》一文中写道： “傅大胖子最初以黄（侃）门弟子的资格参加《新青年》运动，博得胡博士的信赖， 虽然有陈独秀怀疑他是来做侦探的，也阻挡他不住，终于由此起家，钻进国民 党里去。其实那时谁也不晓得他是假的，鲁迅同他不曾见过；但在《新潮》时代 颇为看重他。《时事新报》其时还在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沈泊尘画过两张小漫 画，第一张画出一个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来，第二张则正捧着一 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看了大不以为然，以后对于《学灯》 也就一直很有意见。〔他反对研究系及其流派，大概别是一部分理由。广^
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是一名“伪君子”，周作人进一步检举说：毛子水在 德国时与傅斯年住在一起，经常听到他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章，有一天在傅 的枕头下面看到一本为他所痛骂的《秋水轩尺牍》，觉得有些意外，“便替他宣 传了一番”。
1960年12月10日，周作人经曹聚仁介绍开始为香港《新晚报》写作回忆性 短文，也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知堂回想录》。其中关于傅斯年又有新的说法：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陈独秀虽自己 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 派来做细作的么？ ’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 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结果仲甫的怀疑到底是不错 的，他们并不是做细作，却实在是投机。‘五四’以后罗家伦在学生会办事也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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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及至得到学校的重视，资送出洋，便得到高飞的机会了。”④
关于同一件事，周作人此前在1945年的《红楼内外》中另有介绍：“学生中 间所办的新刊物则有《新潮》，是响应《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而起来的，由 国文系傅某英文系罗某主持其事。傅本是黄季刚派的重要学生，这时来了一 个两直角的转变，陈独秀当时便很有点怀疑，是不是那方面的第五纵队呢。 ……这中间的事只是得诸传闻，大概由于胡博士的保驾，学校对于傅罗的计 划加以赞可，为之垫款印刷发行，前后一共出了三期。”⑤
同一件事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15年间竟然由“得诸传闻”的“胡博士的保 驾”，变而为“蔡孑民、胡适之都是主张与人为善”，再变而为周作人自己的“成人 之美说些好话”。周作人“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手段，于此即可见一斑。
二、《新青年》时代的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他的先祖是清代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 士、兵部尚书，傅氏家族因此成为聊城望族。傅斯年的祖父少负才名，博通经 文及诗文书画，年仅17岁便被选为拔贡，却终生不肯参加廷试换取一官半职。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中举之后不肯人仕做官，甘心以教书为业，不幸在傅斯 年9岁时英年早逝。
父亲去世后，傅斯年得到父亲的得意弟子侯雪舫的资助，于1909年考入天 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人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到了 1918年 1月，正式改版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4卷1号，专门为青年学生设立“读者论 坛”，第一次刊登的是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
《文学革新申义》是对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 论》的正面响应。傅斯年在文章中写道：“中国文学之革新，酝酿已十余年。去 冬胡适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陈独秀先生和之。时会所演，从风 者多矣。……欲求新说之推行’自必于旧者之不合时宜处，重申详绎，方可奏 功。然则破坏一端，尚未完全过去。此篇所说，原无宏旨，不过反复言之；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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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喻而已。”
按照胡适的回忆，傅斯年的这篇文章是经他编辑校阅后公开发表的；傅斯 年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同时也是胡适在北大中国哲学系 从事“思想造反”的“保驾人”：“那时候；孟真在学校里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 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 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⑥ 另据罗家伦回忆，自己与傅斯年走到一起，与胡适的提携直接相关：“我 和孟真是191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认识的。他经过三年标准很高的北大预科的 训练以后，升人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很好，而且浏览英文的能 力很强。这是一件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条件。我是从上海直接考 进文科本科的学生，当时读的是外国文学，和他的中国文学虽然隔系，可是我 们两个在学问方面都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选科，弄到同 班的功课很多，就在哲学系方面，也同过三样功课的班。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 解，却在胡适之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 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 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 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 生的学问比他强。”⑦
傅斯年对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关于最为重要也最 具可操作性的白话文写作，他先后发表过《文言合一草议》、《怎样做白话文》、 《甶话文与心理的改革》等多篇文章加以鼓吹，从而赢得胡适的充分肯定：“直到 《新潮》之后，傅斯年先生在他的《怎样做白话文》里，才提出两条最重要的修正 案。……近年白话文学的倾向是一面大胆的欧化；一面又大胆的方言化，就使白 话文更丰富了。傅先生指出的两个方向，可以说是都开始实现了。”⑧
关于文字改革，傅斯年针对前辈学者吴稚晖“汉字决不能改用拼音文字” 的极端观点，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初步谈》一文中以同样极端的态度声援陈 独秀、胡适、钱玄同说：“①汉字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否？答：绝对的应当。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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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答：绝对的可能。……我决不主张径拼罗马字母作为 我们拼音文字的字母，因为罗马字母不够汉语用的。我更不主张仅仅拼音，我 主张必须造全不含混的拼音字母。”他的这篇文章，后来被钱玄同称赞为“‘汉 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⑨
关于传统戏曲，傅斯年既不像北大同学张厚载那样坚决捍卫，也不像老 师辈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那样全盘否定，而是相对理性地表态说： “我们固不能说，凡是遗传的都要不得；但是与其说历史的产品，所以可贵，毋 宁说历史的产品，所以要改造。”⑩
傅斯年对于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北大学生中领衔创办了 《新青年》的姊妹刊物《新潮》。在《新潮》创刊号中刊登有三份社告，《社告一》 明确宣布愿投稿者应该注意的如下事项：①须与本志有精神上之同情；主张 可不必与社论一致。②文词须用明显之文言，或国语，其古典主义之骈文与散 文，概不登载。③句读须用西式。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