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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听了汇报，看了文章全文，马上拍板：“发！”于是，1978 年 5
月 10 日的《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 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在理论界和政界顿时引起了一 场大争论，叫好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邓小平听说后，让人把《光明 日报》找来，看完后说：“这篇文章很好，符合马列主义，扳不倒嘛。”他 决定找个机会给予支持。过了几天，恰好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 会议上讲话，大讲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坚持真理标准 讨论的人大为振奋。
且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全国人民的思想顿时活跃起来。中国，
就好像是一个瘫痪的病人被打开了“？门”，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 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全党的思想已基本上从两个凡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端 正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时机成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彻底清算极左思潮，确立新的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决定性的一战， 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以决雌雄。
1978 年 11 月，经过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王震、李先念、邓颖超及
许许多多老同志的斗争，华国锋不得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 月 1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5 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 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 反，恢复名誉。对于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审查的 388 人，经北京市公安局
于 1978 年 4 月成立复查组进行复查，结果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者 被平反、恢复名誉。
在党的代表正确路线的老同志的压力下，华国锋在 12 月 13 日的中共中 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被迫作了检讨：“去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关于‘凡 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 止’，这些话都讲得绝对了。去年 2 月 7 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 好纲》，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它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 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 大问题》，他历数思想僵化所带来的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 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 一样，必须靠实是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基础。他又着重指出，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 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不打破思 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 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 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讲话，为 5 天以后，也就是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举行 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报 告的主题。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结束了 1976
年 10 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 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 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 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 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 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 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 非问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 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王震、胡耀邦 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 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选为检查委 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王鹤寿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拨正了革命航向，其意义不下
于 1935 年 1 月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 议，即“遵义会议”，故时人称这次全会为第二个遵义会议。邓小平为这次 会议定下了主题，是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这次全会上，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 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全党、全国开始进行拨乱反正，不觉就到了
1979 年的 9 月。
9 月 3 日这天，邓小平一早来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文件。秘书轻手轻 脚地走进来提醒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耀邦同志已在常委会议室等候。” 邓小平看看表，“哦”了一声，便走出办公室，去参加常委听取“两案”审 理的汇报会。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四回 建法制开历史审判判主犯平文革冤案
话说 1979 年 9 月 3 日，邓小平离开办公室，前去中央常委会开会的会议 室，准备和其他常委一道，听取中央“两案”小组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 长胡耀邦关于“两案”审理的报告。
“两案”即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978 年 12 月召开 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重视民主法制的建设。十年“文革”浩劫当中 “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惨痛教训太深刻了，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 呼唤着民主和法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人民的要求，庄严宣告：为了 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 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应把立法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完善各种法律，使人们有 法可依。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和江青反 革命集团一案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坚决废弃“文化大革命”中所采 用的脱离党和人民的监督，离开法律程序的专案组这种办案方式。由于“两 案”的主犯原来都曾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所以中央责成刚成立的中共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先对两案进行清理和审查。为此，中央专门成立了两案审理 小组，组长由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担任。
经过近 9 个月的工作，胡耀邦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两案的审理
情况。胡耀邦汇报完毕后，常委们都望着邓小平，请他拿主意。邓小平吸着 烟，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判刑的人中，罪恶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 判刑的多少，判几个人，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 王、张、江、姚作为一案。把它作为篡党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