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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以礼治天下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坚信‘国之治乱系于礼之兴废’。所以荀子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
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按沈默的理解，便是以礼为纲，可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使人们懂得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并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
所以说，礼和礼治，是这个儒家社会的构筑基石和行为准则，而礼部，作为管理和践行一国礼制的最高部门，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也正因为礼部尚书，都精通一国礼法，并有丰富的礼治经验，所以才会成为入阁为相的前提条件。
所以说，在袁炜病故，内阁独相的形势下，严讷几乎一定会成为大学士的，因此严部堂于公于私，都不大过问礼部的日常事务了。
至于二把手李春芳，负责的是对番邦与外国的交往，这差事也算是礼的一部分，勉强称之为‘外礼’，但大明殃殃大国，向来只把眼睛放在自身，所以其重要性与‘内礼’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是不受重视的。但因为袁炜死后，李春芳变成了青词写得最好的一个，皇帝须臾离不开他，所以也只能象征性的领了这差事，但真有外事的话，还是得拜托沈默帮忙。
剩下的，都是沈默的差事，或者说，几乎礼部的所有事务，一下子都压在他肩上。除了要管理包括国子监、庶常馆、各级州府县学在内的全国学校机构、各级科举考试外，他还兼着翰林学士……沈默本想辞去此职，但严讷不接，李春芳也不接，都让他能者多劳。
沈默算是看出来了，这两位都是懒极了的翰林官出身，信奉的是那套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至于自己，虽然这几年没干正事儿，但早年间毕竟挣下了‘干吏’的名头，又在南巡中大大出彩，这次落在他们手里，那还不是小长工进了地主家，不用你用谁去？
如果仅这些也就罢了，沈默闲了这些年，早就浑身骨头松了，何况下面还有那么多的司、厅、局，有的是郎中、主事、员外郎听他调遣，何必事事亲躬？恰好他的长处就是调配指挥，无论多繁冗的差事，都能层层剥茧，条理清楚的分配下去，就是事情再多点，也不耽误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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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说明沈默心里就不烦，恰恰相反，他最近比较烦、很上火，极憋闷……只是从不挂在脸上罢了。
而他烦恼的源泉，则来自一个曾经崇高无比，现在却屈居在礼部门下的衙门——宗人府。
宗人府掌管皇族属籍和纂修玉牒的衙门，专管皇族宗藩事务，洪武三年，沿元制设大宗正院，二十二年改名宗人府。设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并正一品，由亲王充任……顺便一提的是，后来的成祖朱棣，只能在其中担任右宗正，才能排到老三，就知道其最初的地位有多显赫了。
但不要崇拜它，它只是个传说，经过了靖难之役，当年的右宗正当上了皇帝，而原本的皇帝朱允炆则下落不明，皇族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监视提防、打压钳制。所以此时，宗人府这样一个地位崇高，可以号令皇族、甚至对皇帝指手划脚的机构，自然成为了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必定要大加削弱的。
从朱棣开始，历代皇帝先是取消了亲王领宗人府事的规定，改由勋旧外戚领宗人府事；后来更是直接将宗人府归于礼部管理，彻底将这股超然的势力消弭无形。
这下皇帝是放心了，可礼部的堂官们就闹心了……宗人府管的是什么？宗室啊！这些人虽然没什么权力，可各个都以天潢贵胄自居，脾气大、架子大，火气更大——因为经过百多年条件优渥的繁衍，宗室人数已经是开国时的好几千倍了，可国家还是得奉养啊，对财政的压力之大，甚至超过了军费。
换成谁当皇帝，都想在这件事上，日朱元璋的先人板板，哪怕那也是他们自个的先人，这狗屎政策实在是太狗屎了，更不行的是，再狗屎它也是祖制，想改没门。
所以历代皇帝和他们的大臣，都致力于削减这方面的开支，虽然不能大张旗鼓的削藩，但可以零敲碎打、积少成多啊。比如说，只要亲王、郡王无子，一死就会除藩，犯了罪也会被直接贬为庶民除藩，甚至连正常可以继承王位的，都会无故拖延数年，因为手续没完成，就不用发俸禄……至于连没有封地的奉国、镇国、辅国将军和中尉们，就更加没有保障了，拖欠苛扣禄米的事情时有发生，换了谁都得怨气冲天。
说句实在的，现在宗人府，就是给宗室们出气用的撒气桶，每天都有人在那里拍桌子骂娘，一言不合便拳脚相加，甚至要死要活。偏偏你还打不得也骂不得，只能笑着赔不是，哄着这些爷，闹心程度堪称天下衙门一绝。
这么有碍和谐的部门，自然不能放在礼部衙门里，所以宗人府并不在东江米巷中，而是被发配到宣武门以南的菜市口南大吉巷胡同里，可谓是眼不见心不烦。
如此惹人厌烦的差事，严讷和李春芳二位‘仙长’自然不会去管的，欺负沈默初来乍到，不由分说便交到他肩上。
官大一级压死人，自己又是初来乍到，沈默只能苦笑着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勉强也能应付过去。
不过总体来说，在当时满朝风声鹤唳，官员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这三位仁厚长官，为礼部官员撑起了一片温暖的避风港，使他们不论原先派别，都得以躲过徐阁老的大清洗，确实是人人羡慕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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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道是‘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到了腊月里，沈默还是被拖入了风口浪尖，‘罪魁祸首’正是他的同年好友、告发伊王的功臣林润。
因为一切都坐在明处，嘉靖没法贪污他的功劳，加之他与沈默同年，自然也是徐阁老的学生了，所以在大清洗后的大提拔上，素有直名的南京右佥都御史林润，竟被廷推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为言官系统的三把手……”顺便提一句的是，邹应龙为右副都御史，还在他之下。
得以进阶高位，林润士气大振，进京后不久，便上了一道《议宗藩禄米疏》，此疏一大白于天下，就如巨石投水，激起轩然大波！
这道奏疏的大意是：‘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为可虑者，莫如宗藩！因为今日宗室繁衍，岁禄不继，宗藩禄米所支比过去多出数百倍。如河南开封，洪武中惟一个周王府，至嘉靖初郡王已增三十九，将军至五百余，中尉、仪宾不可胜计，举一府而可知天下。今距嘉靖初又四十余年，所增之数又不难推知。’乃是直接向宗室藩王开炮，直指天下第一大弊！
究竟这弊病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计天下财赋每年供京师粮食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多达八百五十三万，超过供京师之粮一倍以上。如山西存留米为一百五十二万，禄米则为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王府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以此二省论之，即便田赋粮全征，也不够供王府禄米之半，况且吏禄、军饷皆出其中。因此形成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至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有司困于难供，宗藩苦于不给。于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也就是说，国家的全部收入，要有大半供给王府，而御用、吏禄和军饷这些国家开支的传统大头，却只能在剩下的一半中权宜，国家怎能不疲敝至极呢？
但如何解决呢？林润说‘臣以为宜令大臣和科道集议于朝廷，然后颁论诸王，示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之意。令户部全计赋额，以十年为准，大约兵荒、蠲免、存留费用几何，王府增封几何，禄米及诸费几何，令宗藩晓然，知赋入有限，而费出无穷，共陈善后之策，然后通集众论，请皇上定夺，以为万世不易之规。’
他也没有好办法，建议大家凑到一起开会解决……”
嘉靖也许是被宗室摆了一道、险些连命都丢了，也想狠狠治治这帮蠹虫，所以便将林润的奏章明发朝中，命百官进行讨论，看看谁有什么好办法。而那厢间，宗室藩王们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主，纷纷派人进京活动，坚决抵制这种不可饶恕的‘倒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