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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C大人吗？可能是一个学者、教授之类的，大概在某个教室有过照面……”他有点大腹便便的样子，像个常打官腔之人。面对具有这种特征的人，他不禁有些反感。不过，很快他就嘲笑自己以貌取人了。对方似乎没有怎么注意到他。他也回过神来，想起和女孩子的“约定”。只是，当他正要远离这个人时，对方却对他出人意料的说话了，而且是对他说话。
“你是那位同学吧？……”看到余乔惊讶而一言不发的样子，对方又说：“年轻人，你还记得我吗？”他微笑着来拍余乔的肩膀。
这下子，余乔终于想起来了，这是半年前到C大来开过讲座的C市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乔震南。他清楚地记得那次他讲的是《知识分子的杂文情结》——一个曾让他满怀期待的题目。
早在去听乔教授的讲座之前，他就已痴迷“知识分子精神”了。自从有了徐怀乐的启蒙，他读了更多中外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振聋发聩之言，他也变得渴慕知识分子群体的高贵情怀——他们孜孜以求的是社会之公平与正义。据说，法国作家左拉就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犹太人德雷福斯上尉被诬向犹太人出卖军事机密，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而真正的罪犯却被宣判无罪。面对这公然践踏社会良知的行为，左拉挺身而出，愤怒地发表了《我控诉》。战友们陪同他在军事法庭受审时，他坚定地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大报和这些报纸制造的这些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
他相信，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让良知成为自己一切言行准则的人。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徘徊在文人圈子之外的普通大学生，但成为知识分子已经是他所规划的“自我实现”的方式。成为知识分子，则少不了为正义立言的写作。他所熟悉的徐怀乐就是成功走在这条路上的先行者。
当他在图书馆宣传栏上看到乔教授关于知识分子讲座的宣传海报时，他就一直盼望讲座的到来。那天，他去第六教学楼的阶梯教室时，听众之位已是座无虚席了。他原本以为自己是早到，而且预料下面只会稀稀落落地坐几个人。他根本不以为C大有多少人关心知识分子问题，也不以为多少人关心什么杂文写作。他甚至还担心主讲人会因为听众太少而临时取消讲座。事实上的热度让他吃惊，也让他不解。
主持人介绍说乔震南教授是C市作协的中坚人物，已在多个地方报纸和文学刊物上发表了总计上百万的文字，下面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众人都向乔教授投去了崇敬与仰慕的眼光。这让他恍然悟出了场面如此火暴的原因：中文系教授，作家，这些身份的确眩目耀眼，C大是理工大学，并没有中文系。现在的人很多似乎都钟爱文学，中文系教授和作家应该是极受欢迎的。
“呵，文学！”在过道上的余乔在想：“文学之文到底又有多少是载道之文？不载道之文能激发人的良知和正义感吗？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文学爱好者，还有什么文学大家就比普通人更有高风亮节吗？当年各大学里迫 害人的狂热分子中就没有中文系的人吗？”
他所深深敬重的鲁迅也曾说：“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出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一些所谓的文学家在那个年代出卖朋友、诬陷朋友、害其蒙冤受难的情况，他作为后辈人并没有亲见，可一些被某些“良知守护者”搜集出来的散见史料却让他长过见识。每当读到那些文字，他都要感叹某些与文字打交道的人竟能那样的恬不知耻！他想，某些文学家狭隘卑污的根源是他们只知“文”，不知“道”，尤其不知“人道”！狭隘的文学修养让他们自高自大，却并没有让他们认识到人世的根本真理——神圣的人道主义！
那天，乔教授首先提到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对知识分子的宽泛定义：
“……按照他的定义，知识分子就包括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搞人等等。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人不全都是知识分子。和文字打交道的人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文字有强烈的批判倾向！知识分子表达批判思想的主要载体就是杂文……各位都知道的我国的现代思想家，杂文家鲁迅吧？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余乔觉得乔教授开讲不凡，他希望听到有关知识分子的人道关怀之类。但事实上，乔教授并不按他所期望的思路走。乔教授转向为自己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杂文集子做宣传。这让余乔感到这次讲座的目的可能就是做这方面的宣传。不过很快他就感觉峰回路转。乔教授又提自己的文 革研究，还附带着提到自己因为这个方面的研究而导致的与当代文化名人张文含的一些纠纷。
余乔知道张文含，而且在高中时就读过他的散文。那段时间，他为这位文化大师笔端所流露的深切文化关怀和深厚文化底蕴而叹服痴迷。他还发现自己身边有很多人都读张文含。可是，自大一他接触到徐怀乐的文字以来，他便对这位前辈名人不再有好感。
关于这位文化名人张文含，徐怀乐也在一篇名叫《忘却——心虚丑状的门面》的文章里列举了一些史料。这些史料举证张文含在自己一贯的文化高调下掩藏着某些反文化的“污点历史”——在轰轰烈烈的文 革年代，他为追随大潮而利用自己摇曳生花的笔杆子写下了一些扭曲真实世界的攻击性评论。对此，徐怀乐评论张文含是“心安地忘却了”，“潮流”过后，他竟然只记起自己是一个被时代耽误了青春年华的受害者，却不记得自己也是一个为刽子手磨刀的“帮凶”。如今的张文含却还能毫不脸红地在忆旧闲谈中轻描淡写地表示“苦难出于客观的、不可逆转的时代，个人无法改变历史潮流的涌向”。所以他多么“清白”、“无辜”，还有“无可挑剔的诚实”，当然也只是一个“纯洁的时代牺牲品而已”！可是“潮流”没有张文含这些人的推波助澜又怎么会成为真正的“潮流”呢？
关于张文含，乔教授的说法是，他年轻时亲自在报刊上读到了青年张文含的激扬文字。那些文字就是张文含“主动向‘潮流’靠拢的铁证”。在针对性地批评张文含这一点上，乔教授和徐怀乐的立场是一致的，余乔为此而欣慰。
“……对于当年的文字，张文含是无法否认的！……”乔教授有些义正词严，“他也很清楚如果有人再把他当年的文字摆在公众面前，会对他如今的正面社会形象会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他对我这个拿放大镜在故纸堆里翻找他污点历史的人表示了‘高贵’的轻蔑。他还说如果我要执意和他过不去，他准备要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尊严了……”乔教授说张文含想用诽谤的名义起诉他。“呵，什么是诽谤？我没有捏造任何子虚乌有的事实！我的文章里所引用的材料都有真实可靠的出处……他把‘法律’两个字叫得叮当响，故意来混淆公众视听……我虽然不是他那样的社会名人，但我绝不会向这个看重虚名的虚伪文化人表示丝毫妥协！”
自此，余乔当然站在乔教授的一方。可是很快他对教授的好感就被他接下来的言论给抹去了。
乔教授在提到张文含之后便又愤激地提到青年思想者徐怀乐。乔教授表示，他自己所发表在某地方文学刊物上的一篇有关文 革的文字遭到了青年学者徐怀乐的抄袭。
“……在《伤痛的历史，我们该不该忘却》一文里，徐怀乐和我一样，也对张文含表示了质疑，可是他的基本立论，还有一些主要论据，都是照搬我那篇《缺失记忆的考证》，有些段落甚至还有我原文表达的痕迹！让我想不到，这个自命清高的青年竟然矢口否认抄袭了我的研究成果，反倒理直气壮宣称，那些都是杂文创作中的‘正当引用’！
“呵，好个‘正当引用’！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还大言不惭说什么‘正当引用’！……他所累计发表的文字也是上百万了，我不得不怀疑他这么多的文字到底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