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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丹（G。S。Bourdain）：“罗伯—格里耶论小说和电影”，（谈话），《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89年4月17日，第13页。
关于罗伯—格里耶，见布鲁斯·莫里塞特（Broce Morrissette）：《罗伯—格里耶传》，（Paris，1963）。
罗伯—格里耶：《为了新小说》英译，Richard Howard，（New York，1965），第29、44—45页。
同上书，第138页。
罗伯—格里耶：《镜中的幽灵》（Ghosts in the Mirror）英译，Jo Levy，（New York，1991），第5、27、98—102页。关于罗伯—格里耶要抽去小说的本质，见罗兰·巴尔特：《评论文集》（Essais critiques），（Paris，1964），第39页；英译Critical Essays，译者Richard Howard，（New York，1972），第23页。
罗伯—格里耶：《镜中的幽灵》，第10、21、29页；《为了新小说》，第24页。
“距离、外貌、起源”（Distance；aspect；origine），载《批判》，第198期，1963年11月，第931页。
巴尔特：《评论文集》，第107页；英译，第98页。就在这短文（发表于1959年《泰尔盖尔》创刊前不久）里，巴尔特自己同超现实主义建立了联系。关于《泰尔盖尔》的简史，参见苏里曼（S。R。Sulieman）：“1960：原原本本”（1960：As Is），载丹尼斯·霍利尔（Danis Hollier）编：《新编法国文学史》（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Cambridge；Mass。，1989），第1011—1018页。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科（Elisabeth Roudinesco）：《拉康及其同仁》（Jacques Lacan & Co。）；Jeffrey Mehlman英译，（Chicago，1990），第528页。尽管其关注中心是精神分析学，卢迪内斯科此书是迄今最生动的一本有法国60年代理论爆炸的专著。关于《泰尔盖尔》对萨德的看法，见巴特尔：《萨德／傅立叶／罗约拉》（Sade/Fourrier/Loyola），Richard Miller英译，（New York，1976），第36、170页。关于《泰尔盖尔》对福柯的看法，见朱利亚·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影射小说《武士》（les Samourais）（Paris，1990），尤其是第186页——书中的“舍尔内”（Sherner）即福柯。
“关于小说的辩论（主持人福柯）”（Débat sur le roman；dirigé par Michel Foucault），载《泰尔盖尔》，第17期，1964年春季号，第12页。
见同上书，第13页。
同上。
“距离、外貌、起源”（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940页（黑体字是笔者强调的）。关于福柯的文学研究法，雷蒙·贝鲁尔作过一次鞭辟入里的分析——见“走向虚构”（Vers la fiction），载MFP，第172—181页。参见“让·伊波利特（1901—1968）”一文关于“哲学思想”的神秘描述，此文载《形而上学道德评论》（Revue de métaphisique et de morale），第74卷第2期，1969年4—6月，第131页：“这个时刻转瞬即逝，极难把握，其间哲学论述作出决定，摆脱沉默，离开以往的那种类似非哲学的状态。”实际上，可以表述这种“哲学思想”特有“离开”的语言，惟有“虚构”。
参见德尼·奥利埃：“上帝说：‘我死了’”。载MFP，第150—165页。
NC，第v页；英译，第ix页。RR，第190页；英译，第150页。
NC，第1、133、128、139、139、199、175页；英译，第3、131、127、136、137、195、170页。初版中，福柯说的“句法的重组”［NC（1963），第197页］，在1972年修订版（清除了“结构主义的”用语）中被改为“认识论的重组”。福柯在这里，像在《疯癫与文明》中一样，玩弄着法文“Mal”一词的模糊性。
NC，第200、175页；英译，第196、170页。关于福柯对死亡的迷恋，除福柯自己的研究外，还可参见约翰·艾希伯里（John Ashbery）：〈论雷蒙·鲁塞尔〉，重印于RR，英译，第xix页。关于鲁塞尔的毒瘾和疯症，也可参见安德鲁（Wayne Andrews）：《超现实主义运动》（The Surrealist Parade）（New York，1990），第124—125页。（一个有趣的巧合：鲁塞尔在自杀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曾打算去咨询一位著名的专家——瑞士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
RR，第209页；英译，第166页。参见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G。M。Ansbe英译，（Oxford，1958），I，§23。福柯在AS中明确提到维特根斯坦，见第36页。在1966年5月16日发表于《文学半月刊》第5期中，也是如此，见第14页。参见保罗·韦纳：“最后的福柯及其精神状态”（Le Dernier Foucault et sa morale），载《批判》1986年8—9月，第940页注1。1974年福柯在巴西讲学时，也曾公开声称他的“语言即游戏”概念来自一些“英美哲学家”（姓名不详）——见“真理与法律形式”（La Verite et les Formes Juridiques），1974年赴巴西讲学记录（我译自一个未发表的法文手抄本，第6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把《维特根斯坦论文集》译成法文的是福柯的朋友柯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另一方面，柏克莱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汉斯·斯卢加（Hans Sluga）也是福柯的朋友。他在1989年9月28日的谈话中告诉我们，福柯在和他聊天时曾承认，他从未仔细读过维特根斯坦的作品，但他极想多了解一些。
艾希伯里：“论鲁塞尔”，载RR，英译，第xxiv—xv页。亦可参见安德鲁：《超现实主义运动》，第118页。
第五章 在迷宫里注释（2）
米歇尔·莱利：（Brisées）Lydia Davis英译，（Berkeley；cal。f，1990），第52页。MC，第395页；英译，第383页。RR，第210页；英译，第167页。
RR，第208、209页；英译，第165—166页。
MC，第395页；英译，第383页。参见“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1966），载贝鲁尔：《别人的书》，第142页。
NC（1963），第xiv页；英译，第xvii页。（1972年版将“结构分析”改为“话语类型分析”。）关于这些行话的渊源，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Wade Baskin英译，（New York，1959），第67页。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开端》（Beginnings），（New York，1975），第323页。萨义德关于福柯和“结构主义运动”的开拓性分析，在英语世界仍是最好的研究著作。应该说，法国的“结构主义”事实上和结构语言学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托马斯·帕威尔（Thomas Pavel）在《语言的封地》（The Feud of Language）（Oxford，1989）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关于巴尔特，参见路易—让·卡尔韦（LouisJean Calvet）：《巴尔特传》（Roland Barthes）（Paris，1990）。关于福柯与巴尔特，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75—176页。那位鉴赏家及皮埃尔·布迪厄《院士》（Homo Academiens）英文版，Peter Collier英译，Palo Alto； Ca。，1981）写的序，见该书第xxii页。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范围》（The Scope of Anthropology）；Sherry D。Paul等英译，（London，1967），第16、21、28页——所有这些话均引自列维—斯特劳斯1960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终其一生，福柯每有著作出版都要送列维—斯特劳斯一本，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仅此而已。参见列维—斯特劳斯和艾里邦：《列维—斯特劳斯访谈集》（Conversations with Claude LeviStrauss），Paula Wissing英译，（Chicago，1991），第72页。
关于福柯声称他不懂拉康，参见雅克—阿兰·米勒：“福柯与精神分析学”（Michel Foucault et la Psychoanalyse），载MFP，第81页。福柯还这样谈到拉康：“拉康肯定影响过我。但我并未亦步亦趋地追随过他，并未深入领会他的教导。”——见CF（1978年的谈话），第37页。关于福柯与结构主义，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95—197页；英译，第167—169页。迟至1968年3月，福柯还在愉快地作着结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