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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还向我介绍了公司的情况，总经理即刚才那个面试我的男人是香港人，难怪一口广东话。她说我可以叫他DAVY，并问我的英文名是什么，说大家在公司都习惯叫英文名。
JUDY，我随便说了个英文名。因为喜欢《似是故人来》里的朱迪·福斯特，于是把她的名字借来了。事实上我没有英文名，只有两个中文名，一个真的，秦雯，一个假的，秦非。
工作有了着落，意味以后的生活有了着落。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但愿我能就此风平浪静地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直到年老病死。
出了写字楼，我长长舒了口气。我揣着地图，随意在马路上走着，阳光明媚，照在身上暖暖的。见到一处街心公园，公园里开满了樱花，如云似锦，一团团，一簇簇，层层叠叠，开得轰轰烈烈。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下来，看着满树繁花，想起玉渊潭的樱花，每年四月左右，那里的樱花也是开得如云似锦，开得轰轰烈烈，像热恋中的爱情，我曾经和某个男人去那里赏过花。
散步的老人，牵手的情侣，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悠闲地在我面前走过，或看烂漫的樱花，或看碧蓝的天空，或看情人的脸，没人看我。我躲在树下，有花瓣在我眼前飘落，落在地上，落在行人的足下。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我的心突然一阵隐隐作痛，那些看起来幸福甜蜜的时光，不过如这些绯红的樱花，开到极致匆匆谢了，或随风吹落，或随水流走。
如果过去所有的一切都能随流水流走，倒也好，只怕流不尽，还残留一些在心底纠缠。
想起过去，我在温暖的阳光下，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颤。
断肠花
第一天上班，我在网上把近几日北京的新闻仔仔细细搜索了一遍，没看到相关新闻，我松了口气。
在公司里大家都叫我JUDY，没有人叫我“秦非”。同时，其他同事也没一个叫中文名的，都是英文名，什么AMY、MAG、DAVY、SAM……只有一个搞后勤的有中文名，大家叫她周姐，但是只知其姓，不知其名。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没人打听你姓甚名谁，更别说关心你的祖宗十八代是干什么的了，除了想知道你是哪里人，然后好把你归为城里人或乡下人，江南人或江北人。
我被归入乡下人，因为我来自上海以外的地方。在公司包括我在内有五个乡下人，其他的不是城里人就是江南人（宁波绍兴一带的有钱人）。
关于这些“人”的划分，我是从另一个“乡下人”口里得知的，她是个安徽女孩，小巧玲珑，有一张苍白的脸和两道淡淡如烟的眉，在公司里大家叫她MAG。她和我一样，是个设计师，我觉得她设计的服装有一种内敛的疯狂和深沉的忧郁。
尽管成了“乡下人”，但我并没有多大气愤，我从小就习惯了忍受。更何况我对这些所谓的城里人乡下人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的时候尽管我的户口本给我打上了北京人的标识，可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去北京之前我把自己当成宓水河人，可宓水河不要我了，我成了一个没有根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人”的划分没什么感觉。
这些曲曲折折迂回在心底的结，我没法说，也不想说，所以就甘愿别人在我身上打上“乡下人”的烙印。而且，我只要能安宁地生活下去即可，管他是什么人。
我不爱多说话，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上的事情倒不是很多，只是我除了工作没什么可做的。我也不想和同事聊天，说什么呢，穿什么牌子的衣服，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看谁的小说……这些我都不想说，也不知从何说起。我的衣服要么是从路边小店淘的，要么是买一块布自己设计缝制的，偶尔在商场买过几件衣服，也算不上什么名牌，我的化妆品也不是从巴黎或伦敦来的。而城里人江南人开口就是KENZO、LV、CD，还有好多我没听说过的牌子；我的确是个乡下人，索性闭上嘴，什么也不说，免得被人耻笑。
公司提供免费的咖啡，于是城里人和江南人经常一边敲键盘，一边优雅地喝着咖啡。我不怎么喝咖啡，因为不喜欢，我喜欢喝茶，我喜欢那种清新自然的清香和淡淡甘甜的味道。公司不提供茶，除了咖啡就是矿泉水，所以我喝矿泉水。AMY每次见我喝矿泉水就微笑着问我好不好喝，我气得心里骂她假洋鬼子，嘴上却说“我习惯喝矿泉水”，她于是笑笑不言语了，眼睛里却内容丰富，好像我是个怪物。
我不和同事多说话，但不表示我冷漠，我给他们恰到好处的微笑，他们也回以我不浓不淡的微笑。没有多余的热情，都是恰到好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似乎都计算得清清楚楚，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
在这方面，我比MAG要好，她总是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也不爱与人说话，弄得别人都不爱答理她。于是她除了工作，剩余的时间就泡在网上了。
设计总监叫SAM，是城里人，长得不算帅，但不难看，算是个比较有气质的男人，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淡淡的孤独和忧郁，同事说他这是艺术家的忧郁。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好像杰出的艺术家都忧郁，比如凡·高，比如毕加索。SAM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总是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一丝不苟。他喜欢穿白衬衣，衣领也总是很干净，他还喜欢打领带，而且每天换不同的领带，不同的面料，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图案。他对生活的细节似乎十分挑剔。
MAG说她数过，SAM有四十根领带。我没法理解，一个男人要那么多领带干什么。
我每天的工作是坐在电脑前画效果图，或在成衣室里用剪刀剪那些花花绿绿的布和踩缝纫机。我选用的布料大多是丝绸，我喜欢丝绸飘浮的轻盈感。我用色偏重鲜红翠绿，极尽艳丽，还绣上了大朵鲜艳的牡丹、芙蓉之类的花朵，我喜欢这种盛开到极致的惊艳。如果能开就赶紧开吧，别在含苞时来不及盛开就死去。
SAM很欣赏我的作品，说它们是“另类的古典”和“内敛的激情”。
我的光芒罩住了另外两个设计师，包括MAG，原本沉默的她变得更沉默，原本苍白的脸变得更苍白，她似乎对我有些怨恨了。其实，我并不想要耀眼的光芒，我只想要风平浪静地生活下去。
公司在闸北有制衣厂房，SAM带我去过一次，我第一次看到制衣女工们工作的情景。她们一个个面无表情，伏着身子，机械地踩着缝纫机。看着她们我有些心酸，因为我母亲以前也是一家制衣厂的女工，但我没见过她工作的情景，我到北京时她已经坐进一家服装公司管理阶层的办公室，过着体面的生活。
我想她以前一定也和这些女工一样机械地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第一次对她有了一丝说不出的情感，毕竟她生了我，毕竟情浓于血。
当晚我在旅馆里拨打了母亲的手机，电话那边传来她那种恒久不变的不急不慢的语调，她永远是那样的优雅，宠辱不惊，处世不乱。
“还好吗？”她的开场白。
根据她不变的语调和开场白，我判断那件事还没有怀疑到我身上来。
“还好。”我说。
“喔。”她的语气很淡。
“没事吧，家里？”我想探听一点风声。
“没事。”她给了我最好答复。
“我在上海，我在这边找了份工作。”
“喔，自己多注意点。”
“嗯。你还好吧？”
“还好。”
“我今天在公司的制衣厂看到了女工制衣的情景，你以前在制衣厂很辛苦吧？”
“还行。”
热情热心换来冷言冷语，我有些沮丧，于是说道：“我挂了。”
“好。”
我刚准备按电话，转念想到那件事，于是说道：“如果有人找我，不管是谁，你都不要告诉他们我的电话，也不要说我在上海，好吗？”
“嗯。”
“千万千万。”
“好的。”
我和母亲的电话通常都这样，一点都不像母女，倒像两个陌生人，好在我已经习惯了。
挂断电话，一切都陷入沉寂之中，我有点后悔不该给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