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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校门，碰到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遇上各种示威集会，中大的校友和学生更是无役不与（虽然情况往往是屡战屡败，但很多人更愿意倒过来说，称之为”屡败屡战“的勇敢精神）。那些觉得中大学生负面新闻特多的传媒可不知道，对我们这批天生反骨的校友学生而言，这叫做战绩彪炳。至于那些先是吓傻了眼、后是气愤莫名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就是贵子弟念的大学了。与其不能改变现实地穷生气，何不换个心情转个角度，欣赏眼前所见。瞧！这就是大学了，真正包容真正多元的一座大学。
大学的毕业典礼不一定总是平静的，尤其在颁发荣誉学位的时候，更尤其是在颁发荣誉学位给政治人物的时候。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回到母校耶鲁大学，预备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当时的场面真是热闹，不只一帮学生举着标语高叫口号，还有一些教授愤然离场以示抗议。
他绝对不是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被喝倒彩的政坛领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政治人物的一生总是处在争议中，总会有人不满他的政策他的政绩，甚至总是有人会憎恶地敌视他。对于关心社会和政治的学者和学生来讲，还有比记者云集的毕业典礼更好的示威时机吗？所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对付政治人物，早已成了各国高教界一种司空见惯的小传统了。
除非，你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般的”圣人“。上个世纪90年代，我正好在波士顿赶上一次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席上的焦点正是快将卸任总统一职的曼德拉。结果也有学生举标语，但那是欢迎他的标语。他一站起来，台下立刻响起如雷掌声，全场起立致敬。然而，世上有多少个曼德拉呢？难道我们应该期盼董建华会得到如曼德拉般的尊敬吗？
就算没有可被针对的人物在场，大学的毕业典礼还是可以变得很”热闹“，也还是可以容许学生趁机表达不同意见的。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OAS）向以激进着称，本来是家协助帝国认识第三世界的名校，却变成盛产反殖斗士与左翼政治人的温床。它的毕业典礼堪称一绝，历届学生代表上台致词时总是不忘开火骂人。我有一个老友，前年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就曾亲眼目睹学生会主席从大学校政开始骂起，一路说到英国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为不顾贫苦学生的无良财主，将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批成残忍嗜血的刽子手。
结果台下师生一致叫好，纷纷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骂了半天的校长也没什么，致词的时候还不忘赞美那位同学的聪明，趁机歌颂学院34光荣的自由传统，人才辈出。
我的母校中文大学绝对没有”亚非学院“这么激进，但是我以为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和”普世性“（universal）的，都应该是包容天下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要是有人闹事，不只不是一件丑闻，反而是它校风开放的证据。
原题为”大学之大“，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备受争议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终于自动请辞，成为该校一百五十年来任期最短的校长。这本该是象牙塔里的风波，但却成了美国以至于其他国家报纸国际版上的热门新闻，原因自然是哈佛。这几年，中国一片留学热，上至高官下至中学生，说到留洋就言必哈佛。到底哈佛的地位是怎么得来的呢？它的声誉又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之上？
除了它庞大的资产、杰出的教授与知名的校友外，我还想到一两件趣事。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哈佛违反了和美国联邦政府关于录取美籍非裔学生的约定，被政府告上了法庭。先不说这件事的是是非非，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哈佛面对政府时那理直气壮寸步不让的态度。
还有一回，哈佛的毕业典礼想请时任总统里根任主讲嘉宾，但后来因哈佛不肯颁授荣誉学位予里根，他推拒邀请，这所高傲学校的态度很明确：不来那就算了。
你可以说它对着政府和国家领袖时能摆款，是因为它有本钱；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它的本钱就是这么累积下来的，既不刻意疏离政治但也无需献媚。
哈佛换个校长之所以能成新闻，是因为他的校长是个足以和美国总统三军统帅平起平坐而不用自惭的角色。这种象征性的地位来自哈佛在学术界中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又终极建立在学校本身的独立之上。换句话说，对着一个政坛领袖，他可以说他是政界的头领，但我也是学界的顶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涉。
我们时常歌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很少去谈学术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说白了，就是学术文化相对的独立地位；正因其独立，一个学者的话才有了分量。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发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学术本身的逻辑，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大量以取悦政治人物的喜好为原点。毕竟政治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萨默斯个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经”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中国称颂的道路），官拜美国财政部长。但哈佛教员不会因此动摇要拉他下台的决心，正如当年他辞官回到校园出掌哈佛大学的时候，评论的说法是他”更上一层楼“了。不止哈佛，现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号标明自己的身份”相当于正局级“，也许中国是个例外。
想起我们的北大，它最为后人景仰的校长依然是蔡元培。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里，今天人们最记得的不是哪个大总统，也不是哪个军阀，而是蔡元培。
原题为”哈佛校长请辞，学术不因政治添荣“，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2月28日大学生：要老妈送上学的一代人15岁以前，我在台湾念书，当时台湾每间中学皆有军方派来的”教官“驻校，表面上教导学生上”军“课练练步操打打枪，实则监视师生言行，是一种另类的训导主任。非常捣蛋的我总是教官办公室的常客，记得有一回，教官狠狠处罚了我一顿，然后郑重地告诫我校规的神圣，他说：”‘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有四种人是没有自由的，其中一种就是学生。“另外三种是什么我已经忘了，大概不是军人就是罪犯吧。
带着这种学生和罪犯乃同一种人的观念，我回到香港就有点不适应了。尤其当我知道有些大学的校方发公函给学生，抬头竟然是”×先生“或者”×小姐“，我更是惊讶怎么”同学“全成了可敬的先生女士了。再过两年，我才知道，原来不少中学的老师也是如此称呼学生的，他们说这叫”英式传统“。
自从法国史学大师阿里埃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的震动一时的《儿童概念史》以后，学界就渐渐形成了共识，知道”儿童“、”少年“、”青少年“和”成人“的观念都不仅是生理现象那么简单，它们还是一组社会文化的构成。而现代成人与非成人的重要分野就在学校了，仍然上学不用工作的就是非成人，需要接受特别的看管和教育；不用上学可以工作的则是成人，不应该再受到校园的保护，也用不着事事听从父母。可是在这样的分界标准里头，有一个特别尴尬的群体，那就是大学生了。你应该当他们是小孩，还是大人呢？
最近，着名的南大与浙大都颁布了新禁令，禁止新生自备电脑返校，据说是为了避免他们沉迷网络游戏。这条禁令可笑的地方在于它一方面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把学生的个人电脑全都看成游戏机；另一方面则暗示了学校会紧密监控校内电脑的使用情况，学生全无隐私可言。更严重的，是它假设了大学生都是孩子，毫无自律的能力，他就管不住自己。
回想中国百年大学史，那真是一部学生幼童化的漫长过程，五四时的学生可以上街打军阀，今天的大学生则要校方代行父母之责。大学生这年纪不只可以结婚，更要依法负上完整的刑责了，为什么一个年轻人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大事负责，为作科犯法负上法律的责任，却不能为自己游戏玩得太入迷而负责呢？大学是不是也该替所有学生争刑法豁免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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