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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官方的眼中，最好的代表当是陈凯歌的《无极》。难得陈觊歌从当年“丑化中国社会”的《黄土地》作者，蜕变成一个能够集合中、日、韩三地影星炮制出“中国式国际大片”的导演。于是虽没有当年张艺谋《英雄》那种在人民大会堂首映，全国其他电影不准同期上映的特殊待遇，但还是得到了官方其他形式的支持。例如《无极》在四川全国首映，当地有关部门就下令媒体不得在那段期间刊登“负面宣传”，也就是不许说它不好。原因不难想象，这部耗资巨大，动用许多特技效果的电影很有大片格局，很能代表新时期的大国气象。
一时之间，关于它能问鼎奥斯卡的传闻也在官方媒体上炒作得甚嚣尘上。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无极》连摸一摸奥斯卡边的机会都没有，反倒是因为涉及“宣扬同性恋”而被大陆禁止上映的《断背山》成了“华人的骄傲”。官方媒体很小心地把李安描述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而非“第一个荣获奥斯卡的中国导演”。欢迎什么，拒绝什么；想用谁代表自己，不希望谁代表自己；认同何种形象，不认同何种形象——真是一目了然，却又何其尴尬。
这就像当年苦苦盼望的第一座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到了高行健手上，却要被迫称呼他为“法国作家”一样。不同的是，大陆百姓不一定都喜欢高行健，甚至可能不认识他，他的盗版书也不容易畅销。如今的中国观众却都自动过户地把李安封作自己的代表，虽然没法从正式渠道看到《断背山》，但每个网民讨论起来照样头头是道，这当然是托遍布大江南北的翻版碟之福。此等局面不仅暴露了文化和传媒管理策略的可笑，以官方力量强推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徒然；更突显了官方与民间对于谁能代表自己，又代表自己什么的理解差异。获官方护航的代表遭到百姓的耻笑，被官方打压的形象却被民间自己树立起来，这到底是谁跟不上谁？
原题为“华人的代表官方的无语”，刊于《明报·笔阵》2006年03月08日19中国威胁（一）：我们到底出口了什么太湖污染，香港人最关心的大概就是今年大闸蟹的情况了。听来凉薄，却也是事实，而且这螃蟹问题不只影响了食家的口福，还有一连串蟹农、中介商、出口商、零售店与食肆的生意。最惨的是有些国际媒体也很关注太湖，很不巧，这正是全球都把焦点放在中国食品，乃至于一切其他中国产品安全上的时候。
前一阵子，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团赴美经贸谈判，还真是件大苦差。因为这个谈判的对手不单是面上的美国政府，更是背后那日渐庞大的反华情绪；所以吴仪等人必须两面作战，一面和对方官员算账本，另一面则要软化从四面八方袭来的“中国威胁论”。平常谈到“中国威胁论”，我们想到的总是中国军力的扩张、中国正在抢夺美国工人的工作和中国倾销货物等种种不理性的指责。然而，这次中美经贸谈判却隐隐出现了一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而且还是中方最难招架的一种，那就是美国农业部长约翰斯在会谈首天提出的食品安全问题了。
其实，早在“毒牙膏”和“有毒宠物食品”事件之前，美国学界就已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向全球输出问题产品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教授彼德·纳瓦楼（PeterNavarro）那本耸人听闻的新着《来临中的中国战争》（TheingChinaWars）。他假想了许多诸如中国假冒疫苗如何害死全球人民之类的可怕情况，更断言中国的污染也将“温柔地杀死”全世界，可说是这类新版“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作。
为什么说这种“中国威胁论”不好招架呢？原因之一就是人家说的并不是全错。过去几年来，有关假酒、假药甚至假鸡的新闻可说无日无止，这是全中国都知道的事实。中国既然是世界工厂，我们凭什么说那些有毛病的产品都只供内销，而好东西却都出口了呢？
更大的难题在于产品安全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长串的问题组合。略过出口产品检验这第一关不谈，中国产品其中一个最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它的质量不稳定，第一批货过关不保证以后每批货都合格，所以许多老外现在就有大把理由要在中国产品身上施加更长期更严苛的质检程序。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说起来简直就像现代中国企业管理文化大分析，可以十分长篇，简单地讲就是生产和管理水平的不足，和它们背后的营商原理。
好吧，就算中国商人全都童叟无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并且极力维持生产标准；而工厂管理阶层和原料供货商也都成了尧舜，绝不偷工减料掉包冒充；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难关，那就是环境问题了。大家都知道，环境污染可以直接影响依赖环境的原材料生产，尤以食品为最。之前炒得很热的“宠物食品事件”，问题不就是出在原料上吗？现在的太湖污染事件也应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湖水水质恶化，包括大闸蟹在内的水产自然也就难逃一劫。然而，这湖水的问题真的就只是官方所说的“天气炎热，水位下降”那么简单吗？
每逢自然环境出现变化，许多地方政府总是本能地把它解释成人力不可阻挡的天灾；可是每回大家事后细究下来，就常常看见人为的痕迹。或许我们仍然没有直接证据指出太湖的蓝藻暴增与湖边工业发展的关系，可是，湖畔居民都晓得原有的竹林几乎殆尽，他们都目睹了十几二十年来无锡工业化的猛进，也同时感受到了本来歌曲里“又香又甜”的太湖水怎样渐渐变得又臭又浊。
为什么明摆在眼前的环境恶化，大家却像久入鲍鱼之肆，慢慢习惯以至于麻木了呢？这自然又是为求经济增长而不顾环境代价的粗放式发展的结果。可是难道官方和民间就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吗？倒也不是。曾经被中央电视台列为2005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的吴立红就曾奔走多年，为太湖的污染多番投书鼓呼，还赢得了“太湖卫士”的称号。可惜他后来被告“敲诈勒索”，近日即将出庭受审。
这一路说下来，我们就明白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的深远了，以太湖大闸蟹的个案为例，它背后牵扯到了无数人的生计、环境的恶化、发展策略的失衡、政府权责的行使、民间监督的有无等多重环节。这就是产品不安全这个新版中国威胁论难以应付的原因了，它不只是外交层面的课题，也不是光靠经贸谈判就能处理掉的项目，它涉及了太多中国内部的困难。
国际社会一旦形成了中国食品和产品都很危险的印象，不只拆解起来很棘手，各种保护主义和主张对华贸易壁垒的声音也会变得更加雄壮。这个局面的出现，恐怕是一般地方政府难以预料的，但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内政和外交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年代。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7月25日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中国到底有多可怕？“因为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大量外移往中国，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因此毁灭，因为中产阶级工作机会随着外包机会消失了。”这是着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前院长梭罗（LesterC。Thurow）在他近着《当中国成为第一》（台湾《商业周刊》1024期）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精简准确地把自从《世界是平的》一纸风行以来的全球共识，用相当骇人的方式说了出来：
中国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敌。
外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吞噬那么大量那么多样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程序。今天的中国以一国之力吸纳了二三十年前由东亚四小龙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瓜分的市场，它又怎能不成为众人注目甚至怨恨的巨大目标呢？你以为中国只能生产低端消费品吗？2007年初，当英国名牌服饰商Burberry关掉它本土最后一家工厂，宣布将全部生产线移往中国之后，大家就知道中国的潜能远在意料之外了。
对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受薪阶级来讲，他们面对的是一场严酷的竞争。以一个普通美国工人为例，虽然“没有阶级的社会”早就成了一个褪色的神话，他可能还会在民意调查里面声称自己也是“中产阶级”；但现在他发现和他抢饭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