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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要比他的同学谭盾还高。而且他一向爱惜羽毛，从不苟且，是个很有个性的艺术家。这回怎么会做出这等既违反艺术原则又不符国际常规的事呢？其实陈其钢也把答案说出来了，那是因为一名政治局委员表达过意见。后来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他更明言自己有责任道出真相，要还杨沛宜一个公道。
故事仍未结束。这个事件曝光之后，不只令外界对美轮美奂的京奥开幕式的印象打了折扣；也让当局非常尴尬。于是两日之后，这条消息就迅速地被内地各大网站删去，变成一则失踪的事故。
这个故事恰巧说明了中国政府“计划形象”工程的盲点。所谓“计划形象”，我指的是一种由官员主动构想出来的抽象的政府和国家形象，然后以各种刚性手段将它套在现实之上的工程。
首先我们要理解“抽象”的活动本来是现代国家能力的证明，一个政府愈是能够借着图表、统计和各种调查去简化复杂庞大的现实，它就愈能完好地治理国家。依据今年故世的社会学大家查尔斯。梯利（CharlesTilly）的说法，在这种现代化的国家里面，统治阶层总是难免要脱出他们身处的社会脉络和其它被统治的群体，依赖那些抽象的活动及其结果去预知社会的走向，发现潜在的隐患，从而制定出种种响应现实与导引发展的决策。问题是当这些抽象活动的依据不是各种可堪检证的科学工具，而抽象的领域也不限于可以量化的事物时，它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小撮官员离开现实的空想了。政府和国家的形象正是一种最难量化管理的领域，要测知它们的工具也是最不齐备的；偏偏今天中国各级政府官员都以为自己知道辖地和国家该有什么形象，也都以为自己明白怎么样才能实现心中所想的形象。
说穿了，这就是形象工程。许多地方政府不顾所在县市的实际情况，也不管社会的整体需要，又不屑于使用少数可堪利用的调查工具先去研究人民对自己的看法，就随意耗用公帑大兴土木，以为一两座巨大的政府建筑物就能在人民心目中制造出美好的形象，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同样地，京奥开幕式上这一连串事件其实也可看作是一种形象工程的败笔。
一直以来，不少中国官员都以为自己是艺术家，觉得自己官位大了，审美品味也就比别人高了。在经济领域上，他们或许会承认自己18不是专家；但是说到政府形象和地标设计这些事，他们却自觉要比任何专家都还内行，总是意见多多指手划脚。有趣的是当你再问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时，他们却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通常只能报以“正面”二字。
为什么那段烟火足印要假装是实况直播？是为了“正面”。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假唱玩双簧？也是为了“正面”。为什么不准媒体再报道这段消息？还是为了“正面”（亦即俗称的“正面报道”）。
假如城市只是一面地图，政府当然可以大胆规划，任意在上面修大道开运河；假如社会只是一张白纸，政府也能够为所欲为，在上头画出自己理想中的“正面形象”。但是现实社会不是地图也不是白纸，尤其现在的社会，阶层分化，媒体发达，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渠道去发放和获得各种信息。就和计划经济总是难以掌握全部经济信息一样，计划形象也不可能获知和垄断所有和政府形象有关的信息与反馈。
为了所谓的“正面形象”，你可以安排杨沛宜为林妙可代唱，但是你不能控制陈其钢要说什么话（陈其钢可能拥有法国国籍），你也不能完全抹除一切传媒的报道，更加不能控制境外的传媒。于是当初的一心求好，反过来又成了外间批评“中国专门弄虚造假”的另一罪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然而计划形象的主事者就是不能预知一切后果，正如为自己盖“白宫”的地方官也不知道原来这么做会捱骂。与其苦心经营正面形象，然后弄出个破绽重重，实质与表象反差巨大的结局，何不以一个最正常的真实面目坦然示人？为了正面，牺牲正常，别人是看得出来的。
形象当然可以规划，也可以设计；但再怎么规划设计也不能脱离正常的现实。你能想象可口可乐的广告公司为它弄出一套恍如顶级法国葡萄酒般的形像包装吗？当然不能，因为可乐就是可乐，无论它的老板再怎么希望自己卖的其实是红酒，那个瓶子里装的还是可乐。更何况可乐又有什么不好呢？它可是全球最赚钱的饮料呀！同样地，难道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的经济强权，竟然容忍不了一个7岁女孩再正常不过的换牙吗？
原题为“也谈造假——计划形象的贫困”，发于“牛博网”2008年08月18日争光：谁有资格代表我们虽然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等世界四大电影奖项中，奥斯卡金像奖是最不国际化的一个，但凭着美国电影工业雄霸全球的实力，它还是最受瞩目的。所以李安得奖与否一致被华文媒体看作是华人在世界影坛的重要关头。特别是在近年大陆急躁的民族主义情绪背景下，李安得不得奖，更已是个牵涉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大问题了。
2006年的奥斯卡奖的确特别值得中国人关注，因为起码有三个人、三部电影与三种情绪在它和中国之间拉上了关系。第一个是李安和他导演的《断背山》，一开始就备受华人重视，而且果然不负众望，夺得华人导演的首座奥斯卡金像奖，被认为是华人扬威国际的壮举。
第二个是获邀颁奖的章子怡与她主演的《艺伎回忆录》，章子怡向来是娱乐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而《艺伎回忆录》更被视为是“中国女人跑到日本当妓女”的媚外烂片，二者加起来堪称“国耻”。第三个是陈凯歌及其《无极》，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名，但制作单位一直声称要“冲奥”（冲击奥斯卡），并且得到官方的协助，可惜最后在一面倒的民间嘲讽声中成了笑话。
当三地一致地把李安描绘成“华人之光”的时候，其实是在传达一种“代表关系”，也就是说李安代表了全体华人，所以他的光荣也就是我们全体华人的光荣。同样地，当我们把饰演日本艺伎的章子怡说成是“华人之耻”的时候，也是把她当成了代表，她的耻辱就是大家的耻辱。但是我们却很少去追究这种代表关系是怎么形成的，正如我们从来不用质疑刘翔、杨利伟和李政道带给我们的荣耀感，仿佛这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用不着先问准我们，我们也不用投票去选举他们出来。
李安和章子怡之所以能够代表全球华人，最浅显的理由自然是他们确实具有华人身份。但是所有稍经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族群与民族的身份不是一种客观实存的条件，而是人为主观地参与构想的产物。也就是说，我必须经过一番联想才能把李安和我都放进“华人”这个范畴里面。所以不妨大胆点推论，不是李安和我们都是华人，才使得他代表了我们全体华人上台领奖；而是我们把李安推为代表这番言语这种行动本身，使我们共同分享了华人的认同。并非代表关系立基于已有的身份，而是代表关系塑造了身份。
因此，重点不在李安如何为华人争光，也不在他争了什么光，而在我们借着把他推许为华人之光这个行动能得到些什么？把一个人当成一整群人的代表，总是有透过那个被推许出来的人树立整群人身份与形象的作用。简单地讲，我们希望温文儒雅又才华横溢的李安就是全体华人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李安虽然是一个弹性十足的导演，拍《理智与感情》时有英国味，拍《冰风暴》与《断背山》时又十分地道地掌握了美式风貌人情，但我们还是愿意强调他的含蓄，因为这是大家心目中的中华格调。另一方面，陈水扁也极乐意强调李安是台湾代表的身份。可见代表的意义，决定于被代表的人怎么塑造他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于是我们就很能体会称呼李安那代表身份之四种方式的差别了。说他是“台湾人的光荣”、“中国人的光荣”、“华人的光荣”乃至于“亚洲人的光荣”，其实是在表述四种不同的身份。至于说章子怡是“中国人之耻”的人（例如许多大陆网民），往往又爱补充一句“她不配当中国人”之类的气语。这表示虽然依据常识她是个中国人，但大家也不愿她成了中国人的代表，不想和她分享同样的认同。褫夺章子怡的代表身份，就是反面地界定了中国人的内涵与意义；排除一种代表形象，就是维护一份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