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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没有回家拿钱，却聚在一起议论着对策。
我在这中间是一个“积极分子”，因为我坚定地认为校领们无权擅收“建校费”，这分明是为了贪钱而要钱，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反对他们才是正确的，而且是正义的，是应该去做，而且是一定要去做的。
既然他们可以赶人，那么我们就应该针锋相对的反击：“老百姓花钱给你让你教育他们的孩子，你们不负责任，还要欺上瞒下榨取百姓的血汗钱。这是血汗钱！能是那么容易掏的吗？别忘了中国是人民的天下，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真正的上级是人民！你今日赶我走，你是错的，你是违法的，我也可以让你下台！因为我背后有人民，有真正的上级……”
我们义愤填膺的说着，斗志昂扬。
“谁也不要回家拿钱！我们不能就这么屈服！我们的家长每年都交那么多的税费，里面就包含建校费，既然早就把钱交过了。怎么能让我们再教两次呢？这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这钱我们坚决不能交！”
大部分孩子都满面欢喜地接受了这观点，当然也有少数人唉声叹息地摇头：“还是算了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们每天都撵着不让你上课。你不就没门了吗？”
我料到会有人这么说，这是很现实的，想了一会儿，我对着那些怀疑的目光，细细地讲开了：“是这样，人在屋檐下。也是可以不低头的。那就是拆了这屋檐。既然站在底下嫌矮，那就给它拆掉，再盖个新的高的。那样，人在屋檐下，不也就可以不低头了吗？现在这所学校也是这样。现在的校领导们就是这屋檐。我们就是要拆除它！这个学校也确实应该改变一下了。大家也能看到，在这里能学好吗？纪律松弛，教师工作消极懈怠，不想着把教学搞好，就想着怎么从学生手中挣钱。我们父母用血汗挣来的钱，怎么能这么容易的就被这些些小贪官们败祸了呢？”
“吕岳峰老师说这个建校费你们尽管不要交了！”一个名叫李军的复习班男生在人群中说。
“真的吗？”听了这话，我顿时心中大喜，感觉一下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再那么孤立无援了，吕老师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恩师。
“嗯！”李军十分肯定地回答说：“他说这钱收得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走。我们写信告他们去！”我和李军异口同声说。
“给谁写呢？”我问。
“给镇上，县上都不行，毕竟是太和县的官儿，肯定护着自己人，还是给阜阳市里写吧！”李军好像早就思虑成熟了，领头在前面走了。其他的大小孩子们在后面跟着，活像一支游击队。
中间李军个子最高。他眯缝着一双细细的眼睛，精明的笑着。
人群里秦子亚忧虑地说：“得小心点！让老师知道就坏事了！”
思索一会儿。李军提议：“这样吧！一年级的跟二年级的，先回去，能进学校就在学校里学习，不能进，就回家去吧！”
我补充：“写信的事儿，别跟任何人说！初三班的，愿意来的则来，不愿意来的也回去吧！”
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李军、秦子亚、贡献、秦争辉，和我。
我们来到大街上，向北面邮局的方向走来，商量着这信的写法，直到来到了大街上邮局附近的一个干净的大石板上，这才停下来开始写信。
我来说，李军执笔，其他学生提醒，这封信很快就完成了草稿。李军又快速的认真抄写了一张，工工整整地署上名字，我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信封上的地址是：“安徽省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怀忠收”，贴上邮票，李军把信投入了邮筒。
这期间，秦争辉一直在看《英语导报》。
“你们害怕吗？要是这信失败了，或者叫老师知道了，我们俩很可能会被开除的！”
“不怕！”李军笑道。
“你们别写真名就好了！匿名信更安全些！”秦子亚说。
“不怕，稿纸我留着呢，要是那封被截走了，我就再写一封从镇上邮过去！”李军放声说。
我心中想，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们被开除了，我非得到阜阳去问个明白不可！不然，我是不会甘心的。
我们回到学校后，老师们正在上课。其余的学生，有的已经回家，有的则混入了教室正在听课。
我们几个都是三甲班的，见要钱的老师不在，只有马子玉老师在那里讲课。
“咱们喊个迟到，也许还能进去！”秦子亚小声说。
“试试吧，马子玉认识我们，但说不定不会阻拦呢！”我说着，走向教室门口，站定，喊了声“迟到！”
马老师愣怔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面色和蔼地说：“好，进来吧！”
我们进去了。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听完这节几何课。下课后，好朋友秦玉凑过来问：“上一节课你们上哪里去了？”
“我们，在大街上瞎逛呗。能干吗去。”周围同学很多，我只能隐瞒真相了。
秦玉不再发问了。马晓亮坐在我的南边，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看着书。李军就在我前面一排，他笑着和身旁的人搭着话。
出乎我们的预料，那些“先生们”下午没有再来要钱和赶人。
晚上放学时，我跟秦争辉很晚才回家。走了一路，说了一路，在即将分手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到底能怎么样呢？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问他。
“那封信不一定起作用。这钱是免不了交的。没什么办法。”秦争辉一语道破，为何他会对那封信那么不热心。
这时天已经黑透了，野地里风吹得很凉。呼啸着划过夜空和原野，天空黑得如同灌满了墨汁，一颗颗闪烁的星辰明亮而高远。远近的村子透出数盏黄白的灯光。
面对着这深邃的黑暗，秦争辉说：“斗，倒是可以跟他们斗斗。明天我们俩联手跟他们论理去。”
说完这话。他茫然的叹了一口气，向自己的村子蹒跚的走去。
我也沉默，兀自走回自己的村子，盘算着如何跟他们说理，想了很多话，自觉地很有说服力和辩解力，兴奋得想：“嗯！明天就这么跟他们说，最好还要有一个谈判桌！……”
“这些校领导都是知识分子。平时都是文明人，知书达理的，和他们评理应该会没什么问题。”如此思忖着。以便打消可能面对的恐惧和尴尬。
不过最后还是担心到时候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是极可能的。毕竟我本来在公众场合就不善言辞，这是一大缺点。为了以防万一，我不得不作了别的打算：“不如把这些话记在纸上。对，干脆就写一封信，一封给校领导的公开信。在信上跟他们评理，岂不是一样的？”
我决定写信。回到家里，冒着秋凉。写到三更半夜，直到夜深人静时，才把这封信完成，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两张纸，装进衣袋，才睡了觉。
第二天早晨，仍然没有老师来赶这帮孩子们。
然而上午，那群校领导又一起走过来了。在教室门口站定，开始点名赶人。
大家服从命令，不得不一个个走出教室去。
我把课本托付给马晓亮，理直气壮地走出教室，却发现大家没有一个人按要求回家拿钱的。
等这群校领导完成点名赶人的任务出了教室，发现教室外的情形，个个都显得很惊奇，团支部书记刘伟也在其中，他眯缝着半笑的眼睛，撇着嘴看着这批学生。
“你们咋不回去拿钱去？”一个领导问，不过口气里威严不足，笑意有余。
“家里没钱怎么拿？”李军以笑对“笑”。
“你会没有钱吗？看你那西服穿的，皮鞋穿的……”刘伟刻薄地讽刺着，依然半笑不笑的。
李军不笑不说话了，站在那里脸红红的，显得甚是尴尬。
秦争辉跟刘伟打起嘴仗来，我隐约中听到他很悲愤地说：“拿不出钱来你们可是要我出血？你告诉我一个地方，我去卖血去……”
只见刘伟同志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奇迹般的变得通红起来。他窘迫了好一会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