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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翻自笑。”“倚栏无绪不能愁。”“唱罢秋坟愁未歇。”“一种烟波各自愁。”“天将愁味酿多情。”“将愁不去，秋色行难住。”或写远方的怀念，或写幽冥的哀悼，或以景入情，或因愁寄意，都是各各不同，而且有新鲜的联想。
也许因为纳兰容若太善于言愁了，因此一般人对他有个误解，以为他是个消极颓废的词人。其实他的“愁”，正如前一篇所谈过的，乃是在封建压力下，精神苦闷的表现；而且除了“工愁善恨”之外，他也还有激昂悲愤的一面。用百剑堂主的词来说，就是还有“悲慷气，酷近燕幽”的一面！
纳兰容若曾救过一位犯罪被流放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做吴兆腾（汉槎），也是个名士，因“科场案”受嫌，被“遗戍”关外的宁古塔，纳兰容若向父亲求情，结果将他赦回，（详见附录知今先生的“吴汉槎案的始末”。）纳兰将这件事情引为生平得意事之一，他有两句词道：“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所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纳兰容若为朋友的得救而感到欢喜，但也为朋友的遭遇而感到悲愤。他营救成功之后，寄一首词给他的另一位朋友顾梁汾报信，并抒写他心中的愤怒道：
“就更著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断梗，只那将声影供群吠，天休问，且休矣！”这几句词把朝中的大官们骂得好惨！竟然将他们比为一群乱吠的狗呢！
纳兰容若喜爱交游，他的朋友都是当时的名士，可是他从不曾仗过自己的势力，替朋友谋官，他的朋友在官场中的也多不得意。例如他有一位朋友叫姜宸英的，才学很好，可是在官场中半世浮沉，始终浮不上去，最后还把官掉了。
他有一首词安慰他道：“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须知道福因才折，独卧藜床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在这几句词中，他为有才能的人抱屈，也对“自古以来”压制人才的那种情况表示了不满。在这首词里，他还有几句道：“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那又是何等的高傲，他在表现朋友“不肯因人热”的“丈夫气概”中也表现了自己！
在君主政治的统治下，官僚们都是结党营私互相排斥的，纳兰容若最看不惯这种事情，因此在另一首送给顾梁汾的词里又道：“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蛾眉谣诼”这句典故出于屈原的离骚。屈原的离骚里有两句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为善淫。”“众女”就是指那些专门爱说人坏话的小人。纳兰容若认为对那些谣诼，可以冷笑置之！不必与小人争一日之长短。这几句词表现了他的旷达，也表现了他的清傲。
纳兰容若的出现，在中国词坛上是一个奇迹。他以相国公子的身份，却大胆的鄙弃了贵族的生活，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人们爱拿他与李后主相比，但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他已经比李后主更跨前一步了。
巴尔扎克热狂于做贵族，但他的作品却尖刻的讽刺了贵族。托尔斯泰是个伯爵，但却走到农民的群中。对于有良心的作家，腐朽的环境，绝对桎梏不了他们向上的心灵。
纳兰容若的武艺
前些时候接到戈夔先生的来信，谈起纳兰容若的武艺问题，他认为“七剑下天山”中只著力写纳兰的词章，而不写他的武艺，是“美中不足”之处。戈夔先生读书很勤，他曾搜集了许多关于纳兰容若身世的材料，说明纳兰不仅是“一介书生”，而且怀有“过人的技业”。
不错，纳兰容若的确是懂得武艺的。满族在关外本来就是个游猎民族，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家庭，还很注意骑射，把这两样列为子弟必修的教育。纳兰容若天份很高，昆山徐乾学给他写的墓志铭说他“有文武才，数岁即善骑射。”照这样看来，他在文武两方面，都是一个神童呢！
纳兰容若在十七岁时，康熙就要他进宫做三等侍卫，后来直升至一等侍卫，康熙到什么地方巡视，都带他同行，足迹踏遍江南漠北。当然康熙对他的宠爱，主要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绝代才华，然而假如他不懂武艺的话，康熙也不会叫他做一等侍卫的。
但他这个侍卫却和一般侍卫不同，他在宫中的“任务”，主要是陪皇帝读书，而不是保卫皇帝。据我猜想，康熙皇帝可能是因为太宠爱他了，想要他时常在自己的身边，所以才授他以侍卫的官衔。正因为他的地位和一般侍卫不同，所以我在“七剑”中，只写他“贵公子”的身份，而不点出他“侍卫”的身份。
纳兰容若通晓武艺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把他写入小说之中，我却以为不必强调。因为在文学创作上，对人物的描写，要求的是写出他的特点，写出他最主要的一面。如果把次要的都写进去，有时反而会破坏人物形象的完整的。写小说有如画图画，假如你到沙田游玩，想画一幅风景画，你只可能把你认为最美的风景，写入画图。这里面就需要剪裁，有所取舍。
纳兰容若的词，那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语），而他的武艺，却还不是顶儿尖儿的角色。就是说，他虽然懂得武艺，可是若把他武功上的成就与文学上的成就相比，那就只如小溪之比大海了！若在小说中把他写成文武全才的才子，恐怕会陷进一般小说的俗套。
其实在“七剑”中也可看出纳兰绝不是弱不禁风的书生的，他曾受桂仲明与冒浣莲推过一掌，要知道桂仲明的武功在“七剑”中是第一流的，他的气力很大（学过大力鹰爪神功），可是纳兰被他一推，只是退后几步，并没有跌倒！我想在这些微小的地方，表现他身上也有“功夫”，也就够了。
顺带谈一谈小说中的“历史人物”问题，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同，历史家要叙述“实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没有做过某事，那就不能“生安白造”；可是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却不必每一点都吻合历史事实，小说的作者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实”。举一个例子说，根据正史，康熙皇帝当然并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可是在小说里却可以这样写，因为以帝王阴毒的特性，他杀父亲并不稀奇。而且在历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残杀的事实，那却真是数不胜数的。梁慧如先生有一篇“宫廷内的刀光剑影”，所写的就是这些帝王人家骨肉相残的事实，那可都是有根据，绝非生安白造的了。
当然在小说中也不能歪曲历史，若把秦桧写成忠臣，岳飞写成奸臣，那就应受责骂了。但在写秦桧之奸时，却可以根据想像，把他奸恶的脸谱，更鲜明的画出来，例如写他怎样和敌国勾结，怎样算计岳飞等。把历史通过艺术的安排，把历史人物刻划得更具体生动，这就是对涉及历史人物的创作的要求。
英国文学评论家L·Feuchtwanqes在论莎士比亚的剧作时说：“莎士比亚常常自由地把事实移前倒后，使他的主人公们年轻或年老，甚至他还发明了一些‘事实’，但即使他们是杜撰，也比历史家批判考验过的所谓实情还更生动。”他称这种“创作上的历史事实”为“更高的真实”（HigherReality），我以为他的话很有道理。
闲话怪联
看了百剑堂主谈对联的文章，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二十四年前，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试，国文一科的试题中有一条是对对联，以“孙行者”三字命对，有一个学生对“胡适之”，一时脍炙人口。以胡适之去对善变的齐天大圣，那确是妙不可言。但论字面的工整，却不如另一个学生所对的“祖冲之”，以“孙”对“祖”，以“行”对“冲”，以“者”对“之”，简直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妙对。祖冲之是南北朝时代的大数学家，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人，比其他国家的数学家要早一千多年！（按：祖冲之推算出的圆周率是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比现在通用的三·一四一六还精确。）
那回的事还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矫枉过正，许多人攻击清华大学不应该要学生对对子，出试题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他解答出这条题的理由是：对对子最易测出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几字，已包含了平仄虚实的用法。而且对联是中国文学的特色，用其他国家的文字，绝不能做出对联来的。他的解释一发表，风潮也就平息了。
中国有许多绝妙的怪联，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