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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河北军马不出戍，帝虑其骄惰，五年，始命河北、河东兵更戍，减其一岁以优之。其年，诏徙河州军马驻熙州，熙州军马驻通远军，追召易集，可省极边军储。帝尝曰：“穷吾国用者，冗兵也。其议徙军于内郡，以弓箭手代之，冀省边费。”
九年，诏：“京师兵比留十万，余以备四方屯戍，数甚减少。自今戍兵非应发京师者勿遣。”其后，言者屡请损河北冗兵，诏立额止留禁兵七万，而京东增置武卫军四十二营，训练精锐，皆以分隶河北，而以三千人散戍东南杭、扬、江宁诸州，以备盗贼。岭外惟广、韶、南雄州常有戍兵千人，桂林以瘴疠，间徙军于全、永。元丰中，或请遣陕西路骑军五七百戍桂林者，诏遣在京军马以戍之。
元佑元年六月，右谏议大夫孙觉言：“将兵之禁，宜可少解，而责所在守臣与州郡兵官，可令乘时广行召募，稍补前日之额。循祖宗之法，使屯驻三边及川、广、福建诸道州军，往来道路，足以服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其劳佚。”诏：“陕西、河东、广南将兵不轮戍他路，河北轮近里一将赴河东，府界、诸路逐将与不隶将兵，并更互差拨出戍别路。赴三路者差全将或半将，余路听全指挥分差，仍不过半将。”
十月，枢密院言：“东南一十三将，自团将以来，未曾均定出戍路分，及不隶将兵内有出戍窠名数少、所管指挥数多去处，未得均当。欲除广南东、西两路驻扎三将只充本路守御差使，虔州第六将、全、永州第九将准备广南东、西路缓急勾抽策应，并不差戍他路外，余八将及不隶将兵依均定路分都钤辖司驻泊，分擘差使。内将兵、不隶将兵路分，却于自京差拨步军前去补戍，候将兵回日，却行勾抽。”从之。
十二月，广西经略安抚使、都钤辖司言：“乞除桂、宜、融、钦、廉州系将、不系将马步军轮差赴邕州极边水土恶弱砦镇监栅及巡防并都同巡检等处，并乞依邕州条例，一年一替；其余诸州差往邕州永平、古万、太平、横山、迁隆砦镇及左、右江溪洞巡检并钦州如昔峒驻扎抵棹砦，并二年一替；其诸州巡检下，一年一替。”从之。
二年，河东经略安抚使曾布言：“河外上番四将，每将内抽减步军赴岚、石州，分擘沿河等处差使，代开封府界等五将兵马归营；及赴岢岚、火山军驻扎，代东兵两指挥赴太原府就食。”从之。是月，枢密院言：“昨为熙河兰会路戍兵数多，寻以年满，二千余人节次抽减归营，兼本路即目见管戍兵比额尚多一千三百余人。今朝旨令熙河兰会路都总管司遇本路缓急阙人，许于秦凤路勾抽一将应副。缘本路即目事宜，虑向秋阙人防守，欲熙河兰会路都总管司遇本路缓急阙人，听全勾抽秦凤路九将应副差使，从京东差步军五指挥赴永兴军、商、虢州权驻扎，以备秦凤路勾抽。”从之。
绍圣四年，枢密院备吕惠卿所言：“‘比缘边牒报，西界点集本路叛卒。见阙守御人兵，兼土兵未填阙额，并蕃兵弓箭手比元丰元年少二千二百有余，东兵马步军比元丰四年、七年少十六指挥。乞于东步兵人内差拨一十六指挥添助防守。’兼本路自去岁泛差过军马三十六指挥，比之他路，已是倍多，即今戍兵二万六千余人，比之元丰四年人数，亦不至阙少，自可那融使唤。”诏：“鄜延路都总管司详此照会，如遇贼兵犯塞，或本路举兵，委是阙人，其年满人指挥兵级，令相度事宜，权留三两月，候事宜稍息遣还。”是月，诏：“河东路总管司那融替换上番兵马，无令戍边日久，致有劳弊。如无人替换，候春月事宜稍息，即先后上番四将抽减一番兵马归营。”
元符二年闰九月，遣秦凤戍兵十指挥应副熙河新边戍守。十一月，以吕惠卿奏，减鄜延戍兵五十指挥。三年八月，诏遣虎翼军六千戍熙河路，令代蕃兵及弓箭手还家休息。十二月，诏边帅减额外戍兵。
崇宁四年，诏：“广南瘴疠之乡，东西虽殊，气候无异。西路戍兵二年一代，而东路独限三年，代不如期，有陨于瘴疠者，朕甚恻然。其东路亦令二年一替，前期半年差人，如违，以违制论。”
大观二年六月，诏：“陕西诸路，自罢兵以来，数年于此，兵未曾彻。盖缘边将怯懦，坐费边储，戍卒劳苦。可除新边的确人外，余并依元丰罢边事日戍额人数外，余并直抽归营。有司不得占吝，如违，以违制论。”又诏：“东南除见兵额外，帅府别屯二千人，望郡一千人。帅府置奉钱五百一指挥，以威捷为名；望郡奉钱四百一指挥，以威胜为名；帅府三指挥、望郡一指挥各奉钱三百，以全捷为名：并以步军五百人为额。”三年六月，诏：“国家承平百五十年，东南一方，地大人众，已见兵寡势弱，非持久之道。可除见今兵额外，帅府别屯兵士二千人，望郡一千人。”
宣和二年，诏河北军马与陕西、河东更戍。
三年正月，诏：“河北军马与陕西、河东更戍，非元丰法，遂罢其令。应拖后人并与免罪，依旧收管。”闰五月，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童贯奏：“勘会江南东路、两浙东西路各有东南一将，平日未尝训练武艺，临敌必误驱策。昨睦寇初发，天兵未到已前，遣令上项将兵捕贼，遂致败衄，亡失军兵甚多。今睦贼讨平之后，胁从叛亡者方始还业，非增戍兵镇遏，无以潜消凶暴。臣今拟留戍兵二万五千五百七十八人，分置江南东路、两浙东西路州军防把，一年满替出军一次，依平蛮故事，每月别给钱三百，岁给鞋钱一千。其兵并隶本路安抚司统辖训练。”诏从之。是年，权知婺州杨应诚奏：“凡屯戍将兵，须隶守臣，使兵民之任归一，则号令不二，然后可以立事。”诏从之。续有旨改从旧制。
四年，臣僚言：“东军远戍四川，皆京师及府界有武艺无过之人。既至川路，分屯散处，多不成队，而差使无时，委致劳弊。盖四川土兵既有诏不得差使，则其役并着东军，实为偏重。若令四川应有土兵、禁军与东军一同差使，不惟劳逸得均，抑亦不失熙、丰置东军弹压蜀人兼备蛮寇之意。”诏本路钤辖、转运两司公同相度利害以闻。
五年，制置所奏：“江、浙增屯戍后兵，相度节镇增添两指挥处，余州各一指挥，各不隶将。内两指挥处，将一指挥以威果为名，一指挥以全捷为名，余州并以威果为名。”从之。
七年三月，诏：“广南东、西路地远山险，盗贼间有窃发。内郡戍兵往彼屯守，多缘瘴疠疾病，不任捕盗，又不谙知山川道里、林壑曲折，故盗不能禁。可令每巡检下招置土人健勇轻捷者，参戍兵之半，互相关防，易于擒捕。令枢密院行之。”
靖康元年四月，以种师道为太尉，依前镇洮军节度使、河北河东宣抚使，后加同知枢密院事。时师道驻军滑州，实无兵从行，请合山东、陕西、京畿兵屯于青、沧、滑、卫、河阳，预为防秋之计。徐处仁等谓：“金人重载甫还，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费，示之以弱。”议格不行。
七月，河北东路宣抚使李纲奏：“臣两具论，以七月七日指挥止诸路防秋之兵为不可，必蒙圣察。今宣抚司既无兵可差，不知朝廷既止诸路防秋之兵，将何应副。兼远方人兵各已在路，又已借请数月，本路漕司、州县又已预备半年、百日之粮，今一放散，皆成虚费，而实要兵用处无可摘那，深恐误国大计。”诏依所奏。
绍兴之初，群盗四起，有若岳飞、刘光世诸大将领兵尤重，随宜调发，屯泊要害，控制捍蔽，是亦权宜之利矣。厥后枢府、帅臣屡言久戍之弊，甚者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更，尤可闵念。盖出戍者皆已老瘁，而诸州所留，类皆少壮及工匠，三司多以坐甲为名，占留违制，有终身未尝一日戍者，于是命帅臣、钤辖司置诸州尺籍，定其姓名，依期更戍。帅臣又言：“有如贵溪戍兵，三月一更，由贵溪至池州，往返一千五百里，即是一月在途，徒有劳费。愿以一年终更。”
今考绍兴间边境弗靖，故以大军屯戍，而践更之期，近者三月，远者三年。逮和议既成，诸军移屯者渐归营矣，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之法，沿边备御亦倚重焉。乾道、淳熙、绍熙之际，一遵其制。开禧初，复议用兵，驻扎诸兵始复移屯。和议再成，边地一二要郡虽循旧贯，其诸驻扎更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