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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佑五年，枢密院言：“应从军职事，必立战功，并队伍中人曾经拍试武艺；若训练官以递而升者，或年限未及仍带‘权’字，俟年及方升正统制，此定法也。近年任子、杂流冒授者，才无差遣，便请从军，繇统领至总管，曾几何时，超躐而进。甫得总管，却耻军职，辄称私计不便，或托父母老疾，巧计离军，又以筋力未衰，求差正任，甚非法意。”
至咸淳中，大将若吕文德、夏贵、孙虎臣、范文虎辈，矜功怙宠，慢上残下，行伍功赏，视为己物，私其族姻故旧，俾战士身膏于草莽，而奸人坐窃其勋爵矣。
屯戍之制凡遣上军，军头司引对，赐以装钱。代还，亦入见，犒以饮食，简拔精锐，退其癃老。至于诸州禁、厢军亦皆戍更，隶州者曰驻泊。戍蜀将校，不遣都虞候，当行者易管他营。凡屯驻将校带遥郡者，以客礼见长吏，余如屯驻将校。凡驻泊军，若捍御边寇，即总管、钤辖共议，州长吏等毋预。事涉本城，并屯驻在城兵马，即知州、都监、监押同领。若州与驻泊事相关者，公牒交报。凡戍更有程：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淮、两浙、荆湖、川峡、广南东路三年，广南西路二年，陕西城砦巡检并将领下兵半年。
景佑元年，诏：“若闻陕西戍卒，多为大将选置麾下，及偏裨临阵，鲜得精锐自随。自今以全军隶逐将，毋得选占。”三年，诏广、桂、荆、潭、鼎、澧六州各置雄略一营，与归远军更戍岭外。
康定元年，颁铜符、木契、传信牌。铜符上篆刻曰“某处发兵符”，下铸虎豹为饰，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头四；左符五，右旁为四窍，令可勘合。又以篆文相向侧刻十干字为号：一甲己，二乙庚，三丙辛，四丁壬，五戊癸。左符刻十干半字，右符止刻甲己等两半字。右五符留京师，左符降总管、钤辖、知州军官高者掌之。凡发兵，枢密院下符一至五，周而复始。指挥三百人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已上用双虎豹符。枢密院下符以右符第一为始，内匣中，缄印之，命使者继宣同下，云下第一符，发兵与使者，复缄右符以还，仍疾置闻。所在籍下符资次日月及兵数，毋得付所司。
其木契上下题“某处契”，中剖之，上三枚中为鱼形，题“一、二、三”，下一枚中刻空鱼，令可勘合，左旁题云“左鱼合”，右旁题云“右鱼合”。上三枚留总管、钤辖官高者掌之，下一枚付诸州军城砦主掌之。总管、钤辖发兵马，百人已上，先发上契第一枚，贮以韦囊，缄印之，遣指挥继牒同往。所在验下契与上契合，即发兵，复缄上契以还，仍报总管、钤辖。其发第二、第三契亦如之。掌契官籍发契资次日月及兵数以为验。
传信牌中为池槽，藏笔墨纸，令主将掌之。每临阵传命，书纸内牌中，持报兵官，复书事宜内牌中而还。主将密以字为号验，毋得漏泄军中事。
吕夷简言：“自元昊反，被边城砦各为自守计，万一贼有奔冲，即关辅惊扰。虽夏竦等屯永兴，其实兵少。自永兴距鄜延、环庆诸路，皆数百里，设有急缓，内外不能相救。请募勇敢士三万，训以武技，分置十队，以有谋勇者三人将之，分营永兴。西寇至，则举烽相应，或乘势讨击，进退不以地分，并受夏竦等节制。”诏从之。初，赵元昊反，以夏竦、陈执中知永兴军，节度陕西诸军，久之无功。乃析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秦、渭、庆、延知州分领本路马步军。是岁，罢铜符、木契。诏曰：“陕西屯重兵，罄本路租税，益以内库钱帛，并西川岁输，而军储犹不足。宜度隙地为营田务，四路总管、转运悉兼领使。”
庆历二年，诏：“已发士三万戍永兴，委总管司部分阅教。岁以八月遣万五千人戍泾、原、仪、渭州、镇戎军，十二月以万五千人代，至二月无警即还，岁以为常。”葛怀敏等丧师，命范仲淹、韩琦、庞籍复统四路，军期中覆不及者，以便宜从事。四年，夏人已纳款，乃罢。四月，帝谓辅臣曰：“湖广击蛮吏士，方夏瘴热，而罹疾者众，宜遣医往为胗视。”
六年，诏：“骑军以盛夏出戍，马多道死。自今以八月至二月遣发。”又诏：“广南方春瘴疠，戍兵在边者权休善地。其自岭外戍回军士，予休两月。”李昭亮上言：“旧制，调发诸军先引见，试以战阵，迁补校长。今或不暇试战阵，请选强壮有武技者，每十人引见转资后遣。”诏可。
时契丹使来议关南地，朝廷经制河北武备，议者欲增兵屯。程琳自大名府徙安抚陕西，上言曰：“河朔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边数有警，官军虽众，罕有成功。盖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之兵，形势不接，召发之际，交错非便。况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隶定州、真定府路，其势倒置。请以河朔兵为四路，以镇、定十州军为一路，合兵十万人；高阳关十一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沧、霸七州军为一路，合兵四万人；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其驻泊钤辖、都监各掌训练，使士卒习闻主将号令，急缓即成部分。”
天子下其章，判大名府夏竦奏：“镇、定二路当内外之冲，万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为应援。若合为一，则兵柄太重，减之则不足以备敌。又沧州久隶高阳关，道里颇近，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三百里，野无民居，非贼蹊径。万一有警，可决漳、御河东灌，塘淀隔越，贼兵未易奔冲，不必别建一路。惟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请以大名府、澶、怀、卫、滨、棣、德、博州、通利军建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总管、副都总管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平时只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营都总管，择尝任两府重臣为之。”
议未决，竦入为枢密使，贾昌朝判大名府，复命规度。昌朝请如竦议，惟保州沿边巡检并雄、霸、沧州界河二司兵马，国初以来，拓边最号强劲，今未有所隶，请立沿边巡检司隶定州路，界河司隶高阳关路。
于是下诏分河北兵为四路：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贝、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洺、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凡兵屯将领，悉如其议。韩琦谓兵势大分，请合定州、真定府为一，高阳关、大名府为一。朝廷以更寘甫新，不报。诏四路兵依陕西遣部将往来按阅。又诏自今兵戍回，拣充捧日、龙卫、天武、神卫等军。
皇佑元年，发禁兵十指挥戍京东，以岁饥备盗。诏陕西边警既息，土兵可备守御，东军屯戍者徙内郡，以省饷馈。二年，诏：“如闻河北诸屯将校，有老疾废事而不知退，有善部勒着劳效而不得进，帅臣、监司审察，密以名闻。”
四年，诏：“戍兵岁满，有司按籍，远者前二月，近者前一月遣代，戍还本管听休。”五年，又诏：“广西戍兵及二年而未得代者罢归，钤辖司以土兵岁一代之。”自侬智高之乱，戍兵逾二万四千，至是听还，而令土兵代戍。
至和元年，诏陈、许、郑、滑、曹州各屯禁兵三千。嘉佑五年，用贾昌朝奏，京北路置都监三人，驻扎许、蔡、郑州，分督近畿屯兵。七年，诏陕西土兵番戍者毋出本路。
治平二年，发兵指挥二十，分戍永兴军、邠州、河中府，仍遣官专掌训练。三年，诏员僚直、龙卫毋出戍，神卫尝留十指挥在营。又诏：“顷以东兵戍岭南，冒犯瘴疠，得还者十无五六。自今岁满，以江、淮教阅忠节、威果代之。”
神宗嗣位，军政多所更革。熙宁初，尝与辅臣论河北守备。韩绛等曰：“汉、唐重兵皆在京师，其边戍裁足守备而已。故边无横费，强本弱末，其势亦顺。开元后，有事四夷，权臣皆节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宝之乱，由京师空虚，贼臣得以肆志也。”帝曰：“边上老人亦谓今之边兵过于昔时，其势如倒植浮图。朕亦每以此为念也。”三年，诏：“诸路戍兵，畸零不成部伍，致乖纪律，或互遣郡兵，更相往来，道路艰梗，宜悉罢之，易以上番全军或就粮兵为戍；当遣者并隶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