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今，外婆已谢世多年，但闭上眼睛，老人家的音容相貌依然能够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活生生的，就像昨天。不知外婆在那个世界里是不是安好？不知外婆在那个世界里，是不是还想着我？
天命五十 14．汉阳月湖
那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乘车沿着高高的汉水堤内的道路一直前行，路边尽是一些工厂的烟囱，还有一些低矮的平房，在长满杂草的月湖边，就是最开始的湖北假肢厂。当时不很大，前面是一所部队的医院，进入厂区，中间是被几排平房合围的一座篮球场，而那几排平房就是厂的一些车间，向后走，下一个坡，则是厂里的招待所和拥挤不堪的职工宿舍。从后窗望出去，可以看见月湖的湖面和荷花。
吴叔叔是那个厂里我最熟悉的人。先是刘师傅，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人的人。而吴叔叔是他的徒弟，当时正年轻，活泼、热情，我爸爸就叫他“小吴”。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最后的疯狂的时期，我和父亲就住在招待所里，人生地不熟，每天就和他们师徒俩泡在一起，他们为解决我肘部僵硬，弯曲不能到位的问题，反复做着假关节试验，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令人感动。
回到家乡以后，我开始重新学着写字，很艰难、很笨拙，坚持下来就成功了。然后给他们写信，吴叔叔很快就给我回了信，热情洋溢，语气充满鼓励与高兴。通信中我们变得更加熟悉，彼此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了。一九七二年吧，我第二次到这家厂，去做另一只假肢的时候，吴叔叔已经是厂里革委会的小头头了，他已经不在车间上班了，钳台、电镀槽前再也看不见他那矮矮的身影和微笑的眼睛了，但他已开始运用自己手上的权力，安排其他工人为我进行精心制作，还在闲暇之时和我闲谈，那次是我们兄弟俩去的，没住招待所，一直住在二姨妈家，间隔几天就到厂里去一趟。
后来，吴叔叔在接受《湖北日报》记者采访时，还多次列举我的情况作例子，说明致残以后通过安装假肢所能发挥的作用，以至于那些时候收到过不少全省各地的肢残朋友的来信，成天就趴在办公桌上拼命的写回信。再以后，那座厂就从月湖堤旁搬到了武昌卓刀泉，我在一次出差途中路过武汉，曾经专程带着水果看望过吴叔叔，那个时候，他已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了，傍晚的武汉街头，我们有过匆匆的几句交谈。那是又一个夏天，繁星点点，街上的车辆、人潮川流不息。
最近一次见面是在去年，还是一个夏天。吴叔叔已经退休，带着儿女在雄楚大道办了一所康复中心，也就是另一所与原厂同样性质的工厂。那是武汉最热的日子，烈焰腾腾，地上的水泥路面就像烧红的铁皮。吴叔叔明显发福了，胖胖的，十分热情，满脸都是笑，切开了冰镇的西瓜。在他的笑意中，我读到了关怀、亲切、还有思念。
天命五十 15．朋友少冬
少冬是什么时候开始与我要好的已经记不清了，总该在一九六八年左右吧。那时的我已被命运无情的折断了翅膀，已经灰头灰脑的从武汉回到家乡，除了沮丧，还有些羞于见人。整天躲在屋里，长久地坐在床上，躬着腰，垂着头，困难的翻页，日复一日的看书，使自己沉浸在那些文学的艺术梦幻里。那时我没有学会写字，不过就在在做那方面的尝试，我只是看书，从早看到晚，不出门、也不说话，也不与人交往，就是一个劲的读书，把所有能借到手的书统统读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到屈原的《离骚》时的热血沸腾，记得第一次读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时的那种激动，当然还有当时所有的“大批判”的理论文章，还有斯诺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
少冬住的与赵援同一栋，只不过他是二单元一楼而已。他的父亲是市里的一个领导，很少见面，偶尔碰见也是一副病怏怏的样子，后来听说林彪在家里的情景，就感觉与少冬的爸爸有些相似；他的母亲是个党务工作者，后来当过主宰党员干部升迁大权的市委组织部长，矮矮的、弓着腰，也是沉默寡言。少冬当时是三中的学生，那时我母亲已调到三中当校领导，所以他可以算作是我母亲的学生。他有着一双含笑的眼睛，英俊的容颜，性感的嘴唇，爽朗的性格，还有点玩世不恭的举动。
我们的接近大多就在我家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闲聊，一起唱歌，一起抽烟，一起在晚上溜出去看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宿舍的前门出去，穿过几条由低矮的草房组成的小巷，穿过原来的解放路菜场（也就是如今的时代广场处），就能到当时的最繁华的解放路，那里可是灯火通明的；或者一起躺在我和弟弟的那张木板大床上，听我讲《天方夜谭》，讲岳飞枪挑小梁王，讲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很快的，少东就被他父母送到了部队上去了，他是铁道兵，新兵训练枯燥而艰苦，他在给我的来信里叫了不少苦，但他很快就得到了赏识，被分到师宣传队，他的确生性活泼，喜爱蹦蹦跳跳，但我一直感到他离文艺兵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就常常写信去嘲笑他。他还是很快适应了，成了一名壮实的军人，陆陆续续地将他们铁道兵的一些内部文学刊物寄给我，有诗歌、歌曲、剧本、小说、报告文学，由此我就知道了他们师的动态，从陕北高原到云贵的崇山峻岭。
他复员后，先在市无线电二厂（当时就在如今的人行的位置）当过几年工人，一直当到车间主任，后又成了一名审计干部，他越来越忙、越来越没有时间与我碰面，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到审计局的商业科找他。感情犹存，两人见面都很高兴，但也仅仅只是高兴而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我家载歌载舞的跳过的一段舞，那是庆祝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那是毛主席发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时候。歌词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迎九大，我们纵情来歌唱。’
天命五十 16．徐家兄弟
徐家两兄弟是我一段生活中很奇怪的朋友。有段时候我的活动范围不过就是局限在自家的两间房，后来就增加了自家宿舍的楼下的一片空地，后来不知是谁做的介绍，逐渐和瘦高个头的愣头打得火热，他是徐家兄弟的老大，他们家就住在我们第四栋楼后面的财政宿舍，那是一栋红砖青瓦的两层楼，活生生的硬挤在四栋与五栋之间，显得很不协调。不过当时没这些感觉，站在我家的后窗户里向下看，就可以看见他的家。彼此打个招呼，我就悄悄地溜出家，和徐安义打得火热。
曾经在一些冰冷的冬夜，或者是还有些凉意的春晚，我和愣头沿着泥泞不堪的木桥街，灯光昏暗的献福路到中水门，那时这里就是一个贫民区，还存在着长长斜坡的中水门码头，昏暗的路灯，尘土飞扬的街道，还有我刚结识不久的一些新朋友，都是三中的学生，小鲍，后来还曾经又打过交道，一个姓黄的学生，腼腆、秀气，和女孩子一样，但打起群架来却是一把好手，谁也不敢小瞧他。当时还有一个姓郭的男孩，他的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这里解放时被我军俘虏，公审大会上就被枪毙了，据说，当时中共中央已经觉察到这个错误的政策，紧急下文纠正，可惜晚了一步，他父亲还是倒在这片土地上了。谁会想到，以后的某个落雨的冬夜，一个宣判者与一个枪毙者的后代会坐在一起抽着烟，海阔天空；谁又会想到，又过了一些年，这个姓郭的男人就投亲靠友，飘扬出国去了。
当时我很胆小，也很害羞，总是趁夜而出，趁黑而归，虽然两袖空空，披着一件父亲的黑色大衣却也神气多了，叼一支烟，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大声说话，那个时候，每个男孩的背后都有老大，我的靠山就是当时中水门一带的这些孩子。关系的结束是伴着这些朋友上山下乡而分手的。后来幼孩就加入进来了，他与他哥哥相比，思想更激进，知识更完整，策略更周到，我们两人曾经有过不少富有哲理的长谈，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朋友中，像他这么在青年时代就显得野心勃勃的人实在少见。
那段时候，我经常在他们家里出入，与他们兄弟俩玩得很熟，也和他们家的两个姑娘十分随和，他们的母亲是德胜街小学的校长，所以就称为老师，也和他们一样，把他们和蔼可亲、笑容满面的爸爸叫做二爸。在他们家，我吃过不少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