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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住在这个宿舍二栋的一单元一楼，与我家所在的第四栋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十米。他的父亲是民主人士，曾经担任过副市长，只是文革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一对儿女和妻子。他的母亲后来曾担任过早已被撤销了的城区的解放公社的党委书记，胖胖的，双下巴，眼神很严肃，每次与我相遇，老远就盯上我，大声的叫我的名字，我则恭恭敬敬的立在一旁，倾听罗阿姨（我这样称呼她）的教诲。
赵援比我小，又比我弟弟大，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是我忠实的跟屁虫。那是一九六六年底到次年的春天，学校停了课，不用上学了，红卫兵运动已经席卷全国，街上到处是墨迹斑斑的大字报、标语口号，解放路两边人行道上用芦席搭成长长的大字报栏，贴上一层又一层的批判文章和宣布某某组织成立的大红通知。
我当时在宿舍里属于年龄比较大的孩子，不甘寂寞，也不甘落后，也成立了一个组织，是拉着赵援，建新，还有几个连名字都已经忘记的差不多同龄孩子组成的，我们找到当时宿舍的黄姓管理员，他几乎没让我们费任何口舌就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某个晴朗的冬日，从一栋建筑物的厨房的小窗口里第一次伸出了一面红旗，在温暖的阳光下猎猎起舞，其上红底黄字十分醒目；红卫兵逐浪高战斗队。
我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锈迹斑斑的油印机，油腻腻的油墨，厚厚的一摞纸张，还有铁笔和钢板，就在那间不足五平方的厨房里依样画葫芦的印了许多传单，用心的在木板上雕刻毛主席头戴军帽的侧面像，加印在自己创作和转抄的传单上，还盖上了我们战斗队的大印。入夜以后，几个人爬上海鸥商店（如今是解放路建行所在地）的楼顶，当时那座楼可是宜昌数一数二的高楼，拼命将传单撒出去，望着传单飘飘洒洒的从天而降，街上南来北往的人群全都抬起头望着我们，心里充满了满足。
当时位于解放路的解放电影院，福绥路的工人文化宫，陶珠路的汉剧院，云集路的京剧院经常是红卫兵聚会的场所，每每有消息说有活动，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举着队旗，带上自己人也去赶热闹。那时两派已经开始矛盾激化了，会议正在进行，台上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台下秩序井然，突然有人闯了进来，举着旗，喊着口号，来的人越来越多，把过道挤得满满当当，还冲上主席台。我有些怕了，感觉有些冷，浑身都在不由自主地打哆嗦，但我努力控制着自己，掩饰着自己，放开喉咙，和大家一起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后来，我出事了，战斗队也就无疾而终，但我与赵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着，学校复课以后，他继续读书，初中、高中、武汉上武汉大学，大学里两人书信不止，颇有些惺惺惜惺惺的味道。毕业后他随女朋友到襄樊气象学校当老师，改革开放大潮兴起的时候，他下海经商，几乎是第一批到达深圳的淘金者。
我们的联系就变得断断续续了，我结婚时，他特地前来祝贺，对我有一个竹制的书架赞不绝口，说是去过不少婚房，就是没有书架。后来，我所在的工厂转到珍珠路以后，他也曾去过，那时他已在深圳，搞什么高楼供水设备，我不懂，他解释了半天，我还是不懂。只是我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将一介书生变成一个商人的。
天命五十 12．二姨妈
外婆一共生了四个女儿，大姨妈一直留在沙洋多宝老家，结婚生子，后来她的儿子参加工作，也结婚生子后，才来到荆门，和在文化局开车的儿子住在一起。小姨妈则一直读书，从家乡一直读进武汉，读进湖北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江西宜春，几经努力，终于重新调回了武汉，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武汉科技大学）任教。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永远是很久以前的一天晚上，小姨带着我们一大群男孩子（我们家兄弟俩，二姨妈家也是兄弟俩）到湖大看露天电影，一连两部片子，散场后她和邹叔叔（也就是她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领着我们一帮孩子从阅马场一直走回武汉军区总医院。夜空繁星点点，晚风迎面吹来，歌声在空旷的街道上翩翩起舞。
母亲和二姨妈很小的时候就被外婆送入了由宋美龄创办的儿童保育院，抗战时期，保育院还被迁到四川万县（如今的重庆万州），当时的艰苦生活，就是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心里酸酸的，不过两姐妹很自豪，她们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战后，她们两人进入了宜都师范。解放大军来得很快，二姨妈参了军，成为英姿飒爽的解放军中的一员女兵，而母亲则成为南下工作组为宜昌行署的搭建而招收的第一批青年学生。
二姨妈后来随部队进入武汉，一直就没有动过窝。我是她家的常客，那时的暑假几乎都在二姨妈家度过的，从黄埔路一直到武珞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我有三个表弟，还有自己的弟弟，五个年幼的孩子在一起，还得加上同院子的其他孩子，其顽皮，吵闹，精怪和疯狂可想而知。当开始在黄埔路的时候，一行人高喊着冲锋，从绿荫如盖的百年大树下跑过，然后伏在正在扬花的南瓜地里；在武珞路的时候，从屋里小心翼翼的伸出长长的竹竿，用力打掉外面灌木丛上的马蜂窝，然后飞快的关上窗户，让愤怒的马蜂一只接一只的在纱窗上碰壁，自己得意的哈哈大笑。
二姨妈是很严肃的女人，爱干净，讲卫生，视我们兄弟如己出，对我的要求与其他的表弟一样，所以我从小就对她充满了敬畏。每天早晨穿戴整齐，带着一股好闻的雪花膏香味出门，那就是我们大闹天宫的开始，那就是我们自由自在的起端；当楼外的高音喇叭吹起吃饭号时，我们就得飞快的整理房间，将房间里的一切努力恢复到二姨妈临走时的状态。外婆自然是帮我们的，而高大魁梧的姨父则笑嘻嘻的望着我们忙成一团，从来不动手，最多站在旁边指点几句，谁叫人家原来是空军团长，又是武汉柴油机厂的领导，后来又是省机械工业厅的副厅长呢？
天命五十 13．我的外婆
一九六七年那个悲惨的夏季很热，病房里即使把电扇开的最大，也没有一点凉意，就在某个下午，外婆捧着花了一上午才煨好的鸡汤，迈着小脚，一步步的爬上了位于武汉军区总医院住院部六楼的二外科的病房里来看我。我从睡梦中慢慢醒来，外婆就坐在我的面前，干净的白褂子，一丝不乱的银发，耳垂边的金耳环在微微颤动，汗水从她老人家的额头上滚落下来，布满皱纹的眼中噙满泪水，下巴无力地颤动了几下，想说些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只是一口一口的喂我喝那香浓的鸡汤。
外婆是我印象中最慈祥、最善良、最坚毅、最有主见的老人。很久以前，就在我出生的同时，外婆就来到了宜昌，一方面照料生产后的母亲，一方面也照料刚刚降生的我。那时父母工作忙，等我满月后，母亲就重新开始上班，和父亲一样，早出晚归，说句不客气的话，只有外婆才是和我朝夕相处，外婆才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外婆才是我知冷知暖的陪伴，也是我最亲的亲人。在岁月的长河里，外婆不知多少次牵着我稚嫩的小手，看花开花谢，看日出日落，想起还是心里热乎乎的。
直到一九五八年，在一场政治斗争中，父亲被列为反党集团的主犯，被打成了右派，押往东山农场（我有点记不清了，不知究竟是农场还是苗圃）劳动改造，外婆才不得不挥泪与我分别，随着二姨妈去到武汉。外婆就是一盏明灯，一直照亮着我们，外婆就是一座灯塔，一直吸引着我们，每当暑假，我（以后也有弟弟）就曾经无数次的来到武汉，来到外婆的身边，享受着她老人家的照料。时隔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外婆做的红烧排骨，烩鳝鱼，炸刁子鱼，冬瓜汤，莲米稀饭，榨菜炒肉丝……
一九七八年我结婚的前夕，外婆特意来过一次宜昌，好久没来了，就高高兴兴的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家已经搬到康庄路的工业局宿舍，住房条件改善了不少，外婆很高兴；外婆还见过我的妻子，眯着眼睛看了很久，还是很满意的。那时外婆已经很衰老了，走路都有些困难，但还是带着眼镜，一针一线的帮我缝补衣服，我就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她老人家那些唠唠叨叨、总也说不完的闲话。
如今，外婆已谢世多年，但闭上眼睛，老人家的音容相貌依然能够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活生生的，就像昨天。不知外婆在